欧盟一体化共同安全与外交政策

**章　欧盟一体理论与实践
**节 欧盟一体化理论分析的框架
　 秉承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思想的欧盟一体化理论研究者，我们不仅可以将他们的思想称为“政府间主义模式”，同时在他们看来，国家利益与国家政府无疑在决定一体化程度、性质和速度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这种观点尤其在解释如欧共体的*初建立，其后各项条约的改革以及欧洲货币联盟的创立等多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这种认识下，可以得出的推论是，由国家领导者与行政精英引导的国家间议价能力便成为了欧盟整合显而易见的动力。国内的核心行政管理者（core executive）始终是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主要“传导装置”。他们不仅在欧盟的现行体制内占有完全优势地位，并且在国内保有强大的政治权威和合法性。而国家政府的对欧盟政策偏好是由其政治理想和“核心信仰”（core beliefs）所决定的，至少并不是完全围绕假象中的一体化的原则和实践来操作的。当然这种看法的片面之处在于，它完全忽略了欧盟一体化过程中其他行为者和经过成员国协商后所形成有法律意义的制度（如条约）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仅仅研究欧盟一体化中政府的行为、动机、利益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要关心在欧盟整合过程中其他行为者，特别是制度本身起到的作用，对于这种作用，我们或许可以将之称为“制度整合”（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们回顾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创立在欧盟共同体建立后所发挥的作用，以及这个作用在各个领域欧盟共同政策作用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正如哈斯（Hass）（1958），梅齐（Mazey）（1992）等人研究的那样，随着一体化过程中一个新的权力机制的扩展（也可以认为是一个新的官僚机构的出现），更多不同的利益被融入了决策过程中。因此，现在有许多欧洲层面的利益集团存在。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渗透进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随着欧盟委员会操作权力的增加，特别是欧洲议会实际权力的逐步获得，我们看到这些超国家机构在权力的扩展中尽管处事态度谨慎，强调对多方利益的平衡，但它们实际上早就已经开始对一体化进程施加影响了，甚至还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体化的方向和进程。而*令人感兴趣的是，随着权力由欧盟机构自上而下的传导，一个欧洲层面的、脱离国家的利益集团在自然凝聚中也开始以“欧洲行为者”角色对欧盟一体化产生影响。
　 其次，欧盟机构本身也凭借其发展和主导行动影响着一体化进程。比如，欧洲议会的快速发展就证明了创设权力机构也可以在某些特定条件下获取来自制度性发展的动力。尽管*初仅作为一个咨询机构，但欧洲议会有意识地不断加强自身的权威，并持续提高其预算和立法权力。这些发展再加上1979年开始引入的直接选举以及与跨国政党集团的密切联系，都使得议会的民主合法性得到显著提高。欧洲议会地位的提高是欧盟20世纪70年代以来机构平衡过程中*显著的变化之一。议会并非唯一一个希望通过提高自身力量从而有效加强其超国家性质的机构。欧盟委员会，特别是欧洲法院的努力也同样提升了欧盟的超国家倾向。成员国原则上保有推翻制度和政策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别是缺乏20世纪60年代“强力政治人物”（如法国戴高乐）的政治分层化背景下，正如皮尔逊（Pierson）所归纳的那样，“想要在原有的制度化行动领域重新建立新的整合模式是相当困难的。决策规则限制着改革，对现有制度安排进行大规模改动的成本非常之高”。因此，几乎与所有经济转型国家一样，欧盟一体化从制度的范式和制度作用角度分析，其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path—dependent），其特点就是对现存制度安排的渐进式改革。

第三，回顾共同体的任何一次令人满意的历史发展，我们绝不应该忽略外部的地缘政治和经济压力以及各种观点对欧盟一体化速度和欧盟政策形成的影响。比如，在战后初期，由于整个欧洲担心来自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特别是美国对于欧盟一体化积极的态度和经济政策的推动。当时的欧洲领导者和政治家们认为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联合。随后，1989年苏联的突然瓦解成为了欧盟20世纪90年代“深化”与“扩大”的主要诱因。更近一点，“9·11”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威胁，使得欧盟促进了国家安全的欧洲化和联合反恐政策的深入。在经济方面，单一市场等共同体独创的计划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看成是一体化的制度性创造，还不如看成是由美日在工业方面的竞争压力加大，以及20世纪90年代东亚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所促成的，当然，今天欧盟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经济竞争力的提高，更使其需要采用更有力的经济整合政策以应对新挑战。所以，没有外部环境和经济全球化产生的结构变迁，欧盟一体化在今天很难想象可以是在紧密中体现松散，是这样的模式，而不是区域一体化中的某个翻版。
第四，如果我们忽略，或者无视欧洲的政治传统和政治认同，包括政治文化方面的共同性遗产，那么我们似乎无法理解“公共意见”对欧盟一体化的促进作用，正如密歇根大学教授，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约翰·金登(John Kingdon)所阐述的那样，就政治议程和结果而言，占主流的观点也对公共政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就欧洲的经验而言，联邦主义的观点无疑对战后初期关于欧洲合作的讨论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当这些政治观点渐成主流，就被各种欧洲联邦主义运动推动，尤其是在类似杰出人物如让·莫内等人发扬光大并促进有效的实际联合时，欧洲整合事实上是在某种“公共意见认同”下被反复推动的。举例来说，就经济模式理念而言，欧盟成员国目前关于经济自由化的偏好主要来自于英美式自由市场式的解决方案。这一方案在欧盟内部得到了以英国政府为首的其他国家联合体的支持，而在社会福利制度，特别是农业保护上，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欧洲大陆模式”则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当然，就政治“公共认同”而言，其内涵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今天欧洲关于“未来欧洲模式”的纷争也是欧盟宪法制订中面对的*具争议的难题。
如果说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更倾向于将欧盟的一体化视为特殊历史背景下欧洲各个国家基于各自利益为出发点的政府间合作整合的话，那么国际关系理论另一流派——建构主义者则更愿意将欧盟本身的发展看作是一种“价值共同体”的塑造，它是以共同的社会本体概念和对本体的相互认知为基础的，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欧盟机构和政府代表机构。欧洲联盟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初期时模糊的价值观，随着其欧洲各国和欧盟层面宪政建设的深入和规模的扩大而变得越来越明确。举例来说，《阿姆斯特丹条约》、《尼斯条约》中的基本权利表述，欧洲权利宪章以及2004年6月被欧盟理事会通过的欧洲宪法草案，在建构主义理论家看来，都是欧盟一体化得以深入和加强的凭证。深入研究欧盟的人盟条件的性质和基本准则，特别是观察欧盟东扩对新成员国的选择，不难发现欧盟作为“价值共同体”的凝聚体，本身突出地强调了“基本价值观”认同。因此，随着欧盟整合程度的提高，特别是其立法权威的使用，其对成员国的国家认同及其公民认知的确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对一些国家来说，国家身份和欧盟成员之间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如2004年新人盟的波兰、捷克等国家)，而对于另一些国家来说，欧盟的发展则是出现了一个新的、不受欢迎的“外人”，欧盟的深度整合已经对国家身份认同带来了威胁(典型的如法国、荷兰竞选中的极右翼思潮)。
由于多样化因素的存在，因此无论从理论分歧，还是从方法论角度，用一种单一方法来解释，包括推动欧盟一体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非常清楚，目前欧盟的宪政和制度安排都是多层面、多方位调节的过程。有时进行改变是必须的，而有时则是可以进行灵活转化的。随着欧盟权力的扩大，其宪政和制度基础也发生了变化。但回顾欧盟发展历史，我们不能忘记，在一体化过程中有一个方面的问题是贯穿始终的，那就是所谓的“深层次观念分歧”(the deep-seated ideological divide)。这一分歧存在于一体化*早的六个成员国关于政治联盟的承诺和后来的一些成员国，尤其是英国、丹麦、瑞典所持的怀疑态度之间。由于这一分歧的持续存在，还引出了关于如何使联盟生存并且持续发展，包括适应2004年新的一轮扩大化这一问题。
尽管就理论解释而言，政府间主义者、新功能主义者、历史制度主义者，建构主义各自按其对假设和观察的本质理解给出不同的一体化解释框架，但这些解释本身并不是绝对排斥，相互完全无法包容的。就历史的发展与现实逻辑角度看，当然，假设，甚至断言欧盟一体化就此中止显然是缺乏足够依据的。就像莫拉维斯克(Moravscik)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说的，认为2004年欧洲宪法条约草案被抛弃，意味着欧盟一体化划上了休止符，下这样的结论显然还为时过早。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欧盟将继续前行，尤其在那些已经建立了合法地位的政策领域将发挥持久的作用，但如果期盼更深层次的，特别是“高度政治化”层面，包括在短期内完善欧洲宪法，并完全取得宪法认同，至少在目前看来还是困难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