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三)-134

本书特色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汇编.3》是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

内容简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逐步展开。为了摸清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状况，抢救行将消失的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1953年，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进行全国性的民族识别调查，1956年又开始少数民族语言、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在三次大规模的系统调查的基础上，中央民委从1958年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三种丛书。“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民委机构撤销，此项工作被迫中断。1978年国家恢复民族工作机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改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工979年，国家民委决定继续组织编写以上三种丛书，并增加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和《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两种丛书，定名为《民族问题五种丛书》。《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编辑出版列入了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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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在民族识别工作中，我们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密切结合我国民族的实际情况，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本民族群众的意愿，慎重稳妥地、逐一地进行识别，以明确民族成分，确定民族名称。这首先要提到斯大林关于民族四个特征的著名论断，他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该论断具有原则上和实践上的指导意义。然而，民族是个历史范畴，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斯大林的四个特征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现代民族的四个特征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些特征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形成了。所以在识别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人们共同体，不能不以上述四个特征作为遵循的原则。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与中国民族的实际，应看到多数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前尚处于前资本主义时期，上述各特征正在形成之中，为此，民族识别工作又不能生搬硬套地、教条主义地运用斯大林的四个特征，而是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一般说来，每一个民族都有一种共同语言，这是识别民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然而，究竟是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还是借用他族语言则是次要的。在现实识别工作中存在着说同一种语言的可以是不同民族；同样，操两种语言的可以融合为一个民族。①例如，景颇族各支系主要使用两种语言。通过语言分析说明景颇各支系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此外，我国各民族语言的共同性程度远比不上资本主义发达民族，这主要指同一语言中方言多，差别大。因此，在民族识别中我们既不能撇开语言分析，又不能把语言作为孤立的识别标准。每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语言就不成其为民族，这是前提，但识别工作的实践证明，不能单独地依据语言学分析来确定他们的族别。共同地域是民族形成的基础，也是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一个民族共同语言的产生是与共同的生存居地分不开的。文化传统也常常在这种共同的生存背景中形成。例如，大至壮族、傣族，小至西双版纳攸乐山的基诺族就都分别占据一定的地域。我们也重视我国民族分布的实际情况，有些少数民族由于地理、历史等多种原因而产生的交错杂居的特点。例如，崩龙族‘勁在我国就有很多支系，在国外还分布于中南半岛，他们在男女服饰上有直观的明显区别，语言略有差异，虽与坝区傣族以及景颇等山地民族交错杂居，仍保持了自身的共同民族特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