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

维柯多次强调培根对他的启发，特别是培根的《新工具论》和《学术的促进》这两部近代科学的号角。维柯有一个坚定的信条：“研究应从问题开始时开始。”这就是要穷本求源，不应把一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拦腰截断，单从其中截取一个横断面来看，既看不到来龙，也看不到去脉，这就是根本违反历史发展观点。维柯之“新”首先就在他的穷本求源的坚定精神。他的专业本来是罗马法。法学家们都明白罗马法典和由它发展出来的拿破仑法典在近代法学界多么重要。在维柯时代研究罗马法的主要有三家，即荷兰的格罗特（Grotius）、英国的塞尔敦（Selden）和□□的普芬道夫（Pufendorf）。维柯本来佩服他们三人的法学知识，但是指责他们都不从人类始祖亚当开始，而都从既已开化的近代人开始，所以对历史发展简直是隔靴搔痒。维柯认为历史发展的真相要从确凿可凭的史实证据中找，而远古文物制度大半久已淹没，而少数留存的也不曾经过耙梳洗剔，以致一般没有身历其境的写书的学者们大半都凭□□的虚骄讹见和学者们自己的虚骄讹见，不可能见出事实真相。维柯劝告我们应把这种书籍看作不曾存在（比孟子的“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劝告还更彻底）。当时历史研究在欧洲（特别在□□）开始盛行，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史学家们都特别重视古代史和古代社会，例如英国麦克佛生（Macpherson）的《苏格兰民歌选》以及西方各国关于民歌和民间故事的搜集蔚然成风，对于近代对古代社会乃至人类学的研究都产生了促进的影响。维柯的历史研究应穷本求源的观点也正是在这种影响之下形成的。当时新大陆已发现，旅游也渐发达，所以维柯也并不是言必称希腊，对近代□□□□也很注意，多次引用美洲印第安人作为部落自然法的例证。由于他个人的见闻终有限，比起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原著1877年出版。有商务印书馆印行的新译本）来，《新科学》在资料方法上还不免粗疏，而在思想体系方面终胜一筹。这两人都是使人类学成为科学的先驱。读者不妨翻阅一下恩格斯的名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把它和《新科学》（l730年）比较一下，看同在哪里异在哪里，便会对《新科学》有较正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