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抗癌三十年

五次手术
**次手术
1979年3月12日，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做了**次肠癌手术。病灶部位：乙状结肠。
1978年11月，我频繁地往医院跑，当时的症状是：小腹阵痛，大便失常。以慢性肠炎治疗了一阵子，老是不见效果。晚上睡觉小腹阵痛得更厉害了，白天好一点。大便由过去的每天一次，变成两三次。早晨起床后就得赶快去大便，不成型，早饭后马上又便一次。之后，又是化验，又是透视、造影、乙状结肠镜检查等，闹腾了好一阵子，*后被告知，在乙状结肠上长了个“息肉”，需要手术拿掉。
无奈，于1979年3月6日，住进了石家庄和平医院。
又是一连串的常规检查后，定下3月12日做手术。手术的前一天上午，连做了三次乙状结肠镜检查，**次主管医生检查，第二次是主刀医生检查，第三次是科主任检查。我虽然眼角里噙满了泪水，但感到医生对术前的准备还是认真的，对病人还是负责的。由于痛苦难忍，我又冒出个想法，假如主管医生、主刀医生、科主任一块来做一次检查，大大减少病人的痛苦不是更好吗？
**次上手术台，医生护士围了一大圈，白大褂、白帽、白手套，唯一区别的是戴眼镜和不戴眼镜的。跨进手术室门槛，上了手术台，一颗咚咚直跳的心，越跳越厉害，跳得连身躯也随着摇晃。手术开始稍稍清醒，还隐隐约约听见刀刀剪剪的声音，由于麻醉的功效，我很快就安安稳稳地睡起大觉来了。一觉醒来已经睡在病床上了。
我醒了，有气无力地眼皮一睁，首先看到了床边守护我的亲人；抬头又看到头顶上挂着一个大吊瓶；身不由己，一种姿势，一天十几个小时，六七瓶液体，通过细细透明皮管一滴一滴流进身躯的血管里；咳嗽不断，震动得刀口撕心裂肺地疼痛。什么叫受罪？什么叫痛苦？手术后的几天，*能准确地体会到受罪、痛苦的滋味。
是不是“息肉”？每到医生查房时，我就竖起耳朵。捕捉他们的只言片语，探究病情的真相，不知是医院的规定，还是医生的职业习惯，在病床前或是守口如瓶，或是嘟囔。几句，根本听不清他们说的什么。但从对待我这个病号的神色看，我心里总是疑疑惑惑，“预感”不妙。但又希望“息肉”这个结论是真的。
一天中午，我慢慢溜到护士办公室，趁无人空隙，偷偷地翻开我的病历。病历上赫然写着“乙状结肠癌”！我好像脚底踩着了连环地雷，脑子里“轰隆轰隆”直响，全身像触电一样，一下子麻木了。我强打精神，用尽全身气力，睁大眼睛再看，“乙状结肠癌”五个字像一只猛虎，瞪着一双大眼，张着血淋淋的大口，向我扑来，我一闭眼睛，心里一切都明白了。正巧，护士吃了饭回来，见我坐在凳子上发呆，就训斥“你来这里做啥？”我像游魂似的被她搀回病房……
身体本来已逐步恢复，能到院子里转悠、做操、和相识的病友漫谈说笑，这一下子软瘫在床上。
本来饭量逐步增加，越吃越有滋味，突然间，吃什么也没有味道了。
医生平时查房常带微笑，第二天查房时，脸变得阴沉沉的：“你到护办室翻病历了？”“嗯！”我像做错事的孩子，头也没有敢往起抬。
　 “医院规定，不允许病人翻阅病历。”他环扫了一下其他几个病人，声音又提高了几度说：“这是为了使病人和医生配合治疗，尽快恢复健康……”
　 “嗯！”我又点了点头。
这个军队医院的普外二科是一个大病房，住有不少二十来岁的小战士，大都是发烧、感冒、阑尾炎之类的小病，他们每天接受完治疗之后，就甩起扑克，我自然成了他们的候补队员。
　“老大爷，快来，三缺一哩！”
　 以前我总是毫不推辞，围坐在一起，一边打，一边说笑，有时无论谁做了手脚，不仅要扣分，还要戴高帽，争吵声、欢笑声溢满了病室。
自那天看了病历以后，白天无精打采，懒散至极。小战士们再呼唤我，不是摇摇头，便是摆摆手。
晚上，头脑昏昏沉沉，默念：“快点睡着吧……”
着急——失眠——越着急——越失眠。左侧睡一阵，右侧睡一阵，仰面睡一阵，轮番倒换，一直翻腾的身体极度疲劳，迷迷糊糊一两个小时，脑际中又盘旋起可怕的梦……
或是在山洪呼啸倾盆大雨中赶路……
或是怒吼的老虎迎面扑来……
或是在高崖上失了足，身子颤悠颤悠，掉下了万丈深渊，往往恶梦中一声呓语，惊醒后便是一身冷汗！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所做的恶梦，实际上与当时思想情绪、处境以及孩童时期在脑库里藏存的某些影子有密切关系。
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头晕目眩。不想吃饭，不能睡觉，周而复始，恶性循环，身体再度虚弱下来。
日日夜夜难熬啊！
　　第二次手术
　仅仅相隔一年。
　 1980年4月28日，在石家庄和平医院做了第二次肠癌手术。病灶部位：升结肠。
　“血色素8克，太低、太低！”
　 **次手术后，我像侦察敌情一样，每半个月，*长一个月，就到医院做一次常规检查，也很简单，即粪、尿、血常规化验，为了排除误差，我用同一个时间（一个上午），坐车到市里三家医院，做同样项目的常规检查。
　 “血色素8克”。这是在1979年11月三家医院同时化验的结果，为什么这样低？
　 这是一个严重的“敌情”！
市**人民医院化验室副主任申秀兰同志拿着化验单，迟疑了一下：“快把你的粪便拣回来，给你化验个‘潜血”’。她指了指垃圾桶。
我把刚丢在垃圾桶里的粪便又拣回来递过去。
不一会儿，她拿着化验单说：“快拿去让医生看看吧！”
又发现了第二个“敌情”——大便中有“潜血”。
以往化验大便无数次，医生从来没开过化验“潜血”这个项目，我也不知道化验这个项目。什么叫经验？什么叫责任心？“快把你的粪便拣回来，给你化验个‘潜血’！”申秀兰同志这句话就体现出来了，没有经验她不会想到化验“潜血”，有经验没有高度责任心也不会主动提出化验这个项目。
跟踪复查，下消化道造影，发现升结肠部位有异常现象，是肿瘤？还是残留的粪便物？不敢定论。过了十来天，又做了第二次下消化道造影，结果一样，排除了粪便物。
这是发现的第三个“敌情”——升结肠部位有异常现象。
情况危急，阳泉确诊不了，领导决定，派人送我到北京。这是1980年4月初。
未出发前，困难估计得很大，因为到北京人生地不熟呀。但是，到了北京一切很顺利。经日坛医院、广安门医院（中医研究所）、301医院，进一步复查，一致确诊是癌。**次在乙状结肠部位，这次在升结肠部位。是原发性？还是转移？认识不一，认为是转移的医生摇摇头说：“30什么不早检查？”
301医院的周医生说：“打算在这里住院，还是回去？”他一边说一边把住院证摆在桌子上，笔已拿在手里。因为我当初就没有在北京住院的思想准备，周医生的这一问，感动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但又必须马上回答，说：“还是回石家庄和平医院吧，离家近点。”他接着又说：“我们是一个系统的，那里的技术设备条件都不错……”
人到了这种地步，心里反而不紧张了。人常说，跌到河里不怕湿。怕，有什么用？反正豁出去了。被确诊的当天下午，我去参观了历史博物馆。有的人带上干粮一天在里边参观，还嫌时间不够用，我用了两个多小时，全部看了，只是在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的展厅里驻足看了一会儿，他们的事迹感动得我流下了两行热泪。其他展厅是“走马观花”，不！把“走”字换成“跑”字更确切点。把同我一起参观的杨鸿德同志甩在后面，他到处找我，我早已坐在博物馆门口了。
　 “过去没机会，趁此再住七八天，把北京的名胜古迹都看看，也就……”我这样想。
我这个“计划”被阳泉市煤管局医院杨风寅院长给否决了。我和杨院长过去并不相识，这次他到北京也是送本单位的一位同志住院，正好住在一个旅馆里。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后，又主动承担起陪我到医院检查的“分外”任务，到301医院检查就是他引荐的。在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他就成了我*亲近*信赖的人了。我的那个“计划”还想打打折扣完成——住七八天不行，住两三天天总可以吧。他深知这种病争取时间的重性，硬是“逼”着我当晚同他一起上了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