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避难地 上海-索卡尔和杨珍珠的爱情故事

本书特色

这本书像小说，像回忆录，又像报告文学，但好像又都不是。它没有任何虚构，是作者在采访杨珍珠和索卡尔本人及其熟人基础上完成的。作者让两个主人公交替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心灵历程，娓娓道来，如拉家常般亲切。作者恰到好处地把自己的考察和历史资料糅进故事的背景之中，仿佛电影里的旁白者，始终隐居幕后。故事犹如两条铁轨平行地向前伸展，同时又像一根绳子的两股紧密地拧在一起。结构新颖，内容真实，令人回味。
一些幸存下来的珍贵照片使他们的故事显得更加厚重。

内容简介

宁波人遇到某种特别稀奇、珍贵或者罕见的东西，就称之为“一条大黄鱼”。这里所说的大黄鱼是指那种令人渴望的、相当于黄花鱼家族中比较贵重的黄鱼。
罗伯特·索卡尔和朱丽叶·杨珍珠的爱情故事就是这样一条大黄鱼。这是一个非同寻常和独一无二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一个遥远的、一切不可能皆可成为可能的城市。到那时为止，流亡者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曾经关心过中国。越过中国“真正的长城”——语言关，能成功的人只是极少数。他们当中有一位，那就是罗伯特·索卡尔。他是一个维也纳颜料制造商的儿子，在1938年的*后一刻随父母亲离开祖国。在上海的大学里，他认识了朱丽叶·杨珍珠。杨的父亲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医生，但是，他却认为女儿与一个欧洲“穷学生”的友谊亳不足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终成眷属……
施台凡·舒曼十分出色地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毫无先入之见地重叠在一起，并引导读者进入一个令人神往的陌生世界。

节选

相关资料

在当时，那样一个商店也是半个卫生用品商店。出售毛刷、扫帚和板刷，也可以买到化妆品、香水和香皂。刷墙的颜料、油漆和染色剂排列有序，供应充足。工作的时候，我父亲总是把一件白大褂套在西服外面。母亲经常把她的犹太人女友送到商店里去，但他回家之后总是抱怨和她们没有做成什么生意。他只雇用过一次犹太人的学徒，然而他和那个学徒很快就发生了问题。我父亲肯定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但他对这种人的观点有一定的保留。他自己从来没有拿过刷子：如果我们需要油漆粉刷，他就委托自己的客户或者一个帮工去做。我父亲身高不到一米七，身材丰满，圆圆的脸庞，戴一副眼镜。年轻的时候，他的头发是黑色的，抹发蜡，这种东西他的商店里也卖，他的头发向后梳。有些照片显示出他的面庞几乎像一个亚洲人。他父亲的一张肖像也可以看出一些塔塔尔族（鞑靼）人的气质。也许不知道什么时候，索卡尔家族的谱牒里有过一位欧亚混血儿。母亲比父亲矮一点儿。她叫父亲弗里茨，他叫她克拉拉或者克莱尔辛（小克拉拉）。他们叫我贝尔蒂。我在一张有栏杆的紫铜床上睡觉，一直睡到八岁。我很小的时候，我的外祖母，校长夫人冉内特经常坐在这个金笼子旁边对我背诵席勒和歌德的诗。有《钟之歌》，《波利克拉提斯的指环》和《魔术师学徒》。她说话带有一点儿轻微的奥地利口音。一位语言学家也许可能会从她的女儿克拉拉的发音中听出另一种卷舌音：估计孩子们的母语是波兰语。我父母亲谈话有时候也会用波兰语，虽然我父亲很不喜欢这样。只有当他们不想让我听懂的时候，他们才使用这种语言——所以，直到今天我仍然只会几百个单词。我父亲的德语说和写都比我母亲更流利，此外他的德语准确而且没有拼写错误。由于难民的涌入，维也纳的犹太人当时增加到二十多万：在二十年代，这个数字又有所下降。粗略地估计一下，大约十个维也纳人中有一个就是犹太人。我的父母亲也是在**次世界大战中逃亡到维也纳来的。我祖父名字叫鲁宾·索卡尔；为了纪念他，我的名字叫罗伯特，也就是相应的德语发音。后来，我又接受了希伯来语的变音劳伊文作为第二个名字。我祖母的名字碰巧和我后来的妻子同名，叫朱丽叶·索卡尔。当我对祖母和外祖母都还有强烈记忆的时候，我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就去世了。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坚持要搬到一个更好的市区去。从那时候起，我们家就住进维登区宠臣街的南站旅馆改建的楼房里。我**次看见那座房屋时的印象几乎是一个花花世界：灯火通明，有电梯、门房、地毯，一进门的大厅里有栽种着棕榈树的大木桶。我们搬进一个很宽敞的阁楼里。当我习惯于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的时候，善良的朋友和亲戚们都在餐厅里用餐。与我们关系亲近的少数客人被请进男士的房间。今天，沙龙的概念几乎是一个没有用处的空间。描金的巴洛克式家具都被盖住，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会揭开。天花板上挂着水晶枝形吊灯，墙壁上有带花饰的长臂壁灯。旁边有三个小房间：分别是父母亲、我和保姆的卧室。此外还有一间浴室，一个厕所，一个厨房，一个摆放古董的穿堂和一条长长的走廊，有时候我在走廊里踢足球。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母亲那样，我母亲也梦想着我会成为医生。然后，我将继承这套房屋并把诊所开在这里，同时，她打算将来在附近找到一个更小些的住处。她还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认为我的智力超出了自己的实际年龄。所以，她认为应该尽可能早些把我送进学校；她本人也没有白白地来自校长之家。为了能够提前入学，作为一月份出生的孩子我必须通过一次特殊的考试。校董给了我几个初级算术题让我解答，并提出了几个辣手的问题，如“草是什么颜色的？”。我很出色地通过了考试。在大众小学里没有值得一提的成果。开学**天，母亲和保姆护送我去上学，可是我因为害怕，立刻跑开了。*后，我母亲激动地求一位警察帮忙。警察抓住我并威胁道，如果我再逃跑就关我的禁闭。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逃过学。从根本上说，我可能是一个相当反叛的男孩。如果我觉得哪儿不合适，我就把自己关在厕所里，以至于我父亲有一天取来一把锁，让人把门改造了一下，这样一来从外面也能把门闩打开。除此以外，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只打过我一次，那是我顽固地损坏了一个钟表的时候。他和钟表几乎有一种着魔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他很认真，也很准时。所以他始终带着两只怀表，为的是能够比较两个表的时间——可能其中一只表慢一分钟。他发誓一辈子只爱欧米茄，但他却让我的母亲戴一只沙夫豪森牌的坤表。相反，我却经常挨母亲的“Petsch”（巴掌），就像我们在家里用意第绪语说的那样。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也并不冤枉。但有一次，我六岁的时候，我遭到一场没有道理的毒打，我使劲叫喊。当时我在附近的德拉施公园玩耍。家庭女教师和她的一位女友在那儿闲聊，没有注意到我。那儿有一个可以买鸟食的自动售货机。

作者简介

施台凡·舒曼，1962年生，曾在慕尼黑和柏林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自1988年起，作为自由记者为《GEO》(《全球环境展望》)、《明星周刊》、《梅里安》杂志、《时代报》和《法兰克福周报》撰稿。他和他的中国女友生活在柏林和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