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

“文革”结束后，在外文局工作的英若诚想要调回北京人艺。经过一番周折，他如愿以偿。回到剧院的英若诚被院里委派负责组织剧本的工作。一次，英若诚便推荐了自己在外文局的同事高行健。
于是之在家与高行健见面那天，林兆华也在场。一见面，高行健就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自己的构想。“他聊起几个提纲，其中有一个是《车站》，我对这个有兴趣，就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写了？’他说：‘可以啊！’他很快就写好了。后来我跟于是之老师说，这个《车站》是中国本土荒诞派戏剧，管它是不是受贝克特的影响！”林兆华回忆说：“等高行健写好了《车站》，我就拿给赵（起扬）院长看，表示我想排。他看了剧本以后，说：‘先别排这个，先弄一个现实主义的。’毕竟那时刚开始恢复话剧，从戏剧观念上说还是先选一个稳妥一点的比较好。搁下《车站》，高行健又积极地开始找现实主义题材。碰巧当时铁路系统的一个编剧找到了高行健，说有这么一个题材——这就是《绝对信号》。”
说到与高行健一起创作剧本时的情景，林兆华至今记忆犹新：“从打要排这个戏，我和高行健就开始聊。当时就在高行健家里聊戏。东总布胡同，作协分给他的小平房。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去找他。偶尔他管饭，他挺会做饭。他的创作习惯是什么呢？吃饱喝足了，安静了，他把门一关，‘哇啦哇啦’对着一台他自己的小破录音机说。说完了，再根据录音整理。”
这部戏原本叫作《在守车上》，后经林兆华、高行健、林连昆等一起体验生活，改名为《绝对信号》。“我们都坐了两次守车，真恐怖。守车是火车*后一节，什么都没有，还不能有灯光。舞台上的景，就是按照实际情况来的：一个小破桌，一个小破窗户，中间是一个炉子，炉子上有烟囱可以通到车外。不过戏里搁炉子不方便，我们就搁了一个被剧院废弃的灯具箱子。守车上*恐怖的是没灯！不管多黑，不能打灯。我们几个人成心找隧道多的火车路线坐，坐过一次就有体验了——剧中黑子、小号、蜜蜂的心理过程也是这样感受到的。”据林兆华介绍，北京人艺每次排演的剧本都要递交“党艺委”审查，《绝对信号》在审查时受到很多阻碍，剧本修改许多次才得以通过。“那时候的逻辑是：怎么能提‘待业’？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失业？主角不仅年轻，还有犯罪动机，这叫什么戏！为了通过审查，我们提出一个主题：挽救失足青年。”
这是林兆华和林连昆的**次合作。当时正好赶上人艺的大队人马到外地组织巡回演出，又恰好不是林连昆的戏。当时还没有小剧场戏剧的概念，林兆华找到林连昆说：“有一个小戏，我想做一个小实验。主要是年轻人的戏，但主角是一个老头儿，他是车长。您愿不愿意试一试？”没想到，林连昆很痛快就答应了。虽然在排演过程中，首次尝试这样的实验戏剧，让林连昆很不适应，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他的出演还是成了《绝对信号》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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