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文学思想研究

在这篇序中，杨万里首次公开表露自己对江西诗派的看法。在他看来，江西诗派是“世俗之作”。他所谓的“世俗之作”是指江西诗派在后来扩大自己声誉的过程中，已经逐渐开始追求形似，而忽略了其□初的精神宗旨。他认为在江西诗派□初的形成过程中，诗人们在共同的创作追求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风味。正是因为他们能够以“味”存诗，所以才会不断地扩大门庭，吸纳更多的后学者。但是，后来的诗人们为了维护门风而追求创作形式上的一致性，□终陷入一味追求形似的创作窠臼，失去了江西诗派得以存在的精神内核，即以各自的诗学风味拓展诗派的创作视野，保持自身的生命力。正如与杨万里同时的诗人陈岩肖在《庚溪诗话》中云：“近时学其（指黄庭坚）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心使声韵拗戾，词语艰涩，日江西格也，此何为哉？”指出了当时诗坛一味追求江西诗派形式之风的弊端。
而杨万里则进一步指出了问题的实质，他认为后学者应该学□□西诗派内部成员所呈现出来的不同诗学风貌，而不是严守创作法度规范，要识其“味”，方能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随后，他又由江西诗派扩大到整个诗歌史，对唐宗李杜，宋宗苏黄的诗学传统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李白和苏轼的诗歌创作以才思取胜，是“无待于法”，属于“神于诗”一类；而杜甫和黄庭坚的创作则以法度为准绳，是“有待于法”，属于“圣于诗”一类。但他□后又提出了质疑，“神”和“圣”是划分诗歌创作类型的两大标准，如果将“神”和“圣”合而为论，难道李杜就不成为李杜，苏黄就不成为苏黄了吗？在他看来，“有待于法”与“无待于法”并不是严格划分创作类型的标准，好的诗歌并不在于它是脱离于“法”，还是合乎于“法”，而是要体现作家的创作个性与内心的情感，这是诗歌能够产生不同风味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神”和“圣”分别体现了道家和儒家的文学观念。儒家和道家都讲“神”，但具体的内涵却有所不同。从哲学本体的角度看，“神”有着□化、□□的意味。“圣”本身也有着通达、智能的意义。《尚书·大禹谟》就有“乃圣乃神”，将二者并举，意为圣明而又广大的德行。《易经》中有几处讲到“神”，其中在《易·系辞传》中有一节云：“子日：‘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化而裁之存乎□，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中“书不不尽言，言不尽意”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因为形而下的文字不能说明形而上的“道”，只能通过“温故而知新”、“彰往而察来”的修养和实践工夫来达到对“道”的认识和把握。儒家所说的“神”就是“圣”的概念，即指学问与道德。正如朱熹所云：“从容于法度之中，盖圣于诗。”杜甫和黄庭坚的创作理念正是受儒家“圣”的观念的影响，主张创作主体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和学问修养，通过创作技法的研炼达到辞达理明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