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天竺之路

三藏法师玄奘的少年时代正处于天下大乱时期。
他生于隋文帝仁寿二年（602）。关于他的出生年份，还有仁寿四年（604）、开皇二十年（600）、开皇十六年（596）几种说法。我觉得602年的说法较为妥当，前后几年的差距也算不得什么大问题。哪个年份都是“隋氏失御，天下沸腾”，玄奘在这样的乱世中度过了少年时代，这一事实不会改变。
上面的句子出自《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为《法师传》），实际上在这一句之前，还被冠以“其后”二字。他出生时，天下尚未大乱。不仅如此，那还是一个可以称作人人心中燃起希望之火的时代。
长期以来——算起来大约400年间，中国一直四分五裂。虽然东汉灭亡、三国时代到来是在220年，但在此之前，“三国的动乱”便已经开始——184年的黄巾起义已使天下分裂。西晋接受吴国投降，天下统一，但不过30余年，仅是昙花一现而已。其后五胡十六国的大分裂时期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代。南朝中的陈，也于开皇九年（589）被隋所灭。
长久以来中国人盼望南北统一。正因分裂的时间如此之长，统一的愿望才更加强烈。隋的统一实现了百姓这一夙愿，可想而知当时举国上下都沉浸在何等兴奋和喜悦之中。
中国哲学认为，天地万物由阴阳而生，这也引出了国家唯有南北结合才能存续的信念。只有南北在经济上实现相辅相成，中国才能称得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隋统一之后，立即开凿连接南北的大运河，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分裂是异常时期，人们翘首以盼的是统一时代，这是个人心中都有的想法。非常时期的方方面面必须改革。分裂时期南北方都是贵族政治。而贵族与其推举之人废除了运行国政的“九品官人法”，代之以科举选举官员。这是与州郡制的大幅改革并举的措施，绝对称得上改变中国政治性质的重大事件。以往的“九品官人法”，由中正官审查其才能与德行，再根据排名决定录用官吏。而审查的根据，是“风评”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东西。这种制度尤其重视门第，需要和手握推荐权的要人搞好关系。倘若变为以笔试来录用官吏，像以往门第和关系这样绝对的条件就不复存在了。长久以来，不知多少知识分子都因为这层障碍不得不放弃仕途，这一举措无疑为他们带来了希望。
隋的首都大兴城在南北统一之前就已经开始修建。隋朝是由文帝杨坚夺取北周政权而创立的王朝。文帝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猜疑心很强，一心想要抹去有关北周的一切。北周都城的位置与西汉都城长安的不二，因此也一直被称为长安。文帝破坏了长安，还故意挖池子改变了地形。接着在其东南角建立了新首都。原本是草原和丘陵的土地上突然出现了首都，因而得名“大兴城”。
将地面上的前王朝的痕迹消灭殆尽，俨然是对前朝耿耿于怀。虽说如此，建造新都鼓舞了人心，使人感到“好嘞，一切从这里开始”。负责建造首都的宇文恺和随后接班的何稠，都是工部尚书（相当于建设部部长），据说二人都来自西域，因此，这一工程便酝酿出“跟以往大不一样”的氛围。野心十足的大规模建都工程耗时很长，隋灭亡时也没有完成。唐将其作为首都继承了下来，“大兴”这个名称被废掉，只是称其为京城。而世人用古都名称其为“长安”，“长安”便作为通称流传开来。建在隋大兴城之上的唐都长安，与之前的汉代长安相比，位置稍有不同。
连接南北方不能仅靠运河。怎样将长久以来被不同政权统治的民心连接在一起，也是一个大问题。北朝各政权寻求塞外民族和汉族的融合，对佛教寄予了期望。南朝政权也有如梁武帝一样热忱的佛教信徒，佛教盛况空前，甚至有诗歌称“南朝四百八十寺”。隋的当政者将佛教看作南北民众共同的信仰，十分重视，视其为联系南北的纽带。
敦煌莫高窟现存石窟492座。其中唐代建造232座，隋代建造79座。与唐连绵289年的国祚相比，隋只统治了37年。计算起来，隋代一年建两座，唐代不满一年一座。隋之前的北周政权持续了24年，以两年一座的速度，在敦煌建造了12座石窟。持续23年的西魏，只发现了7座石窟。
敦煌位于西北边境，其石窟的建造数量并不能原原本本地成为衡量佛教流行程度的指标。上述数字不过是现存的石窟数，可能还有被损坏或尚未被发现的石窟。然而，在隋统治的时间内，佛教信仰异常兴盛这一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可能有当政者奖励的因素在其中，但信仰也不是那样简单受人左右的事情。
玄奘出生于隋南北统一的1 0 余年后。他两岁左右的时候，文帝驾崩，炀帝即位。大兴城建设的喧闹声此起彼伏，与之相呼应的是整个中国对一个崭新时代的憧憬。民心高涨的原因有很多，而佛教信仰便乘着这个东风逐渐兴盛起来。
但是，隋炀帝即位之后辜负了人们的期望。与其说政治失败了，不如说政治处于迷失状态。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在那个幻灭的时代，玄奘度过了童年，又在天下沸腾的时代迎来了少年时代。不仅仅是天下大乱，之前隐约可见的些许微光也即将熄灭，对于人们来说，这一时代实在是过于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