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对焦当代摄影中的自拍照

01 自传
　　“我”是一个含义不定的名词，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因为“我”的叙述像是在纯粹的坦白。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小说中指涉不定的叙事者，和纳博科夫（Nabokov）、博尔赫斯（Borges）、卡尔维诺（Calvino）、约翰· 巴斯（John Barth）、菲利普· 罗斯（Philip Roth）作品中自恋的故事讲述者总是在和读者玩游戏，读者通常被当作游戏的另一方，因而无法把握作者暗藏在**人称中的所有含义。
　　——理查德·伍德沃德（Richard Woodward）
　　众所周知，在文学中，自传并非完全是客观事实的陈述。对于作者来说，试图掩饰某些事件或夸张的故事是情有可原的，况且我们偶尔都会说几句善意的谎言并对那些不值得称道的细节避而不谈。然而，照相机（一个深入进行自我分析的有效工具）可不像笔头那么“宽容”，因为摄影依然被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反映者。可以说，那些揭示了私人生活或自白式的自拍照满足了人们对于“真实性”的期待。
　　这种期待或多或少是出于我们对某些拍摄模式的熟悉。许多自拍照运用了一种日记式风格，在美学上采用随意的家庭快照或报道摄影中的抓拍方式。尽管照片很大程度上是被虚构和设计出来的，但它们仍然让我们相信摄影是一种“证据”。美国摄影师拉里·克拉克（Larry Clark，1943 ～ ）和南·戈尔丁（Nan Goldin，1953 ～ ）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将一种随意的日记式影像风格发展为正统的艺术形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两位摄影师拍摄了大量极为个人化的私密的肖像照，照片刻画了其周围的一群人，一群勇敢地过着伯希米亚式生活的男人和女人，这些影像照片同时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重要记录。从这些照片可以看出，摄影师的朋友们是如何代替了本该出现在自传式“相簿”中的摄影师的家人们。
　　家庭自拍照的随意性一直以来都受到业余摄影师的青睐。“克罗默的收藏展”（Cromer’s Collection，纽约州罗切斯特的乔治·伊斯曼摄影博物馆馆藏展）展出了大量用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是摄影术发明之后由佚名摄影爱好者拍摄的，带有轻松和随意的味道，这些照片很好地证明了在摄影诞生之初，摄影师就有了在熟悉与“平常”的环境中拍摄人物的冲动。其中一张照片，主人公正在与一个穿着拖鞋、惊讶地躲避着镜头的女人下象棋；另一张照片中的人物被展示在简易的木框里，与19 世纪中期肖像照片精美华丽的相框不同，这些照片所流露出的日常生活的随意性，与过程繁复的银版照片的正统风格形成了对比。
　　如同日本“私小说”（以描写自我情感与心境为主的文学体裁），许多自拍照在摄影语言上也是自白式的，对情感的表露通常直接而真切。在冰冷的机器前袒露灵魂并非难事；你可以毫无保留地宣泄情感且只需对自己和没有生命力的相机负责。对于那些希望将私人情感公开化的人来说，网络是一个表达自我、引发共鸣的平台。照片在网络上已成为共享资源，或许正因如此，虚拟空间有助于我们对日记的概念形成新的理解。虽然便携相机使拍照变得快捷容易，照片也可免费在网络上传播并即时共享，但需切记，与自传写作一样，拍照的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摄影师只呈现他希望呈现或他所接受的自己。
　　不难理解的是，多数受到家庭快照影响的日记式自拍照都会探讨有关家庭的概念、摄影师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如何直接影响其身份的构建。从与父母的关系到为人父母，这种身份的迅速转变为拍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大量自传式的自拍照是学生在**次离家时拍摄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记录下自己刚刚获得的“独立”身份。*身份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随着年龄的增加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对象从家人转变成朋友时——我们与朋友的这种关系可成为一种新的家庭关系。个人的喜怒哀乐超越了个体而上升到更普遍的层面，自拍照因其幽默、讽刺和多样的表现手法，成为探索这种普遍性的*佳媒介。事实上，无论自拍照努力探索的是什么，它终究是自恋的。
　　自传式的作品通常被解读为一种自我表达式的“ 治疗”，通常摄影师将自拍作为一种视觉手段来记录个人生活中的不幸或艰难。艺术家汉娜· 薇莉格（Hannah Villiger，1951 ～ 1997） 用自拍的方式记录下自己与癌症斗争的体验；时尚摄影师赫尔穆特·纽顿（Helmut Newton，1920 ～ 2004）也同样用自拍的方式记录下自己因心脏病发作而住院治疗的过程。薇莉格的自拍照私密、真实且充满感情，照片展现的是她因患病多年而不断恶化的身体。纽顿则选择了一种更为冷静的方式：他在病床上自拍，床边还整齐摆放着医生工作时的照片。相机充当了身体与心理之间的屏障，从而使纽顿与自己的疾病产生距离，并能够客观且中立地拍摄患病时的自己。这些照片揭露了他的内心世界并呈现出他的厌恶和恐惧。尽管两位摄影师的拍摄风格迥异，但他们的作品都在告诉我们：摄影有助于我们应对人生的艰难时刻。
　　本章中的艺术家同样考虑将回忆录的概念运用到自拍照的创作中。尽管“回忆录”这个词有时与自传同义，但它的拉丁语词根是具有“回忆”的含义的。“回忆录”就像回忆那样，融合了虚构与现实。一部回忆录通常是充满感情的，它并非不加选择地记录一切，而是捕捉和追忆那些特殊的人和事，并将其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这种个人化的视角在艾瑞卡·洛克菲勒（Airyka Rockefeller，1979 ～ ）和艾丽娜·布劳两位摄影师均从个人体验出发，他们深知摄影“意图去展现的”和其“所能呈现的”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极为个人化的作品*终上升到更为广泛、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使迷人的自拍照充满了无法解答的疑问。
　　自传式的自我探索并非一定去指涉一个统一的自我。影像日记、回忆录或日常的影像记录可以轻易地展示出自我的多个不同侧面。这在更为表演化的拍摄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拍摄方式既可以是随性而极度个人化的，又可以是严谨而有条不紊的，正如那些不断地拍摄自己以努力寻找自我位置的艺术家所呈现的那样。另一些摄影师则根据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来设计情节，并将这些自拍照片作为个人经历的象征。就本章所涉及的摄影作品而言，摄影师力图去展现而非去掩饰，他们将自己的一部分展露给公众。那些阅历丰富的艺术家愿意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故事，通过这种分享，唤起他们去探索含义不定的“我”的多种可能性。
　　南 · 戈尔丁（Nan Goldin）
　　图：《被殴打后一个月的南·戈尔丁》（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1984）
　　图：《火车上的自拍，从波士顿到纽黑文市》（Self-portraiton the Train，Boston-New Haven，1997）
　　三十多年来，南·戈尔丁将镜头直接对准自己和身边的朋友，如实地记录下他们的生活。通过戈尔丁的照片，我们了解了一个个贴近她生活的故事和其中*为私密的细节。这些照片再现了其身边朋友们生活中的种种场景：性爱、吸毒、结婚、旅行或争吵。随着拍摄的进行，她的许多挚友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通常死于*及其并发症，而她的许多照片正是对那些影响过她生活的人们的一种纪念。尽管照片中****裸的情感过于真实，但浓烈的色彩看上去却异常美丽。
　　自拍照在南·戈尔丁的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被殴打后一个月的南·戈尔丁》（Nan One Month after Being Battered，1984）是一张标志性的照片，它捕捉了戈尔丁生活中不幸与痛苦的时刻。照片中的她在结束了和男友的一段恋情后惨遭殴打，但她的眼神中却满是倔强和自尊，凝视相机的目光中透出了一种坚定。她充血的双眼、伤痕累累的面部与深红色的红唇形成强烈对比。暴力对戈尔丁的视力造成了可怕的威胁，这意味着她也许会失去正常的视力和摄影师的身份。然而，这张自拍照却让她“夺回”了这两样几乎被夺走的东西。《火车上的自拍，从波士顿到纽黑文市》（Self-portraiton the Train，Boston-New Haven，1997） 是一张更加深沉、内省的照片，展现了戈尔丁混乱的生活中难得的平静时刻。照片《岩石上的自拍，勒瓦佐，西西里岛》（Self-Portrait onthe Rocks，Levanzo，Sicily，1999）是戈尔丁旅居意大利时拍摄的，与她在此期间拍摄的其他作品一样，画面的颜色十分柔和。照片中的她迎着风，看起来充满忧伤，相较于其他自拍照，这张照片没有刻意的构图，就像是在沉思的时刻随手按下了快门。与她在意大利拍摄的许多照片一样，画面中的宗教遗迹或许象征了她自己的道德观。
　　02 身体
　　“自我”与“身体”的关系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笛卡尔（他认为心灵和身体“尽管在本体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但在人的层面上又是相互统一的”）到康德，再到精神分析学（尤其是弗洛伊德提到的自我与身体的关系），身体通常被认为是展现有意识的自我的载体。
　　从古典的裸体肖像，到高度批判性、政治性地运用身体去质疑“人何以为人”——自拍像中的身体长久以来一直令艺术家和摄影师着迷。自20 世纪中期以来，身体开始成为一种表达工具，通过它，种种有关身份的问题（无论是个人化还是高度抽象和哲学化的）被提出。后现代主义思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展示和理解身体的方式，通过对身体进行探索，我们意识到所谓真实、统一的自我极为值得怀疑。在现代主义时期，身体被用于各种形状、构图和造型训练，而在后现代主义中身体则变得更为复杂，它引发了思考和质疑，而不再是被观看的对象。这种在艺术上的探索过程同样体现在医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学和哲学等学科的发展上。
　　对死亡和衰老的恐惧一直是摄影师们热衷的主题，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存在的核心。1984 年，约翰·科布兰斯（JohnCoplans，1920 ～ 2003）开始将自己的裸体拍成大幅黑白照片，他细致入微地观察自己整个身体衰老的过程，却从不拍摄自己的脸。安妮·诺格尔（Anne Noggle，1922 ～ 2005）的摄影生涯同约翰·科布兰斯一样开始得很晚，她选择用一种轻松的方式记录下自己身体衰老的过程并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再现女性美，尽管她称自己50 岁时的一次整容为“徒劳的尝试”，却依然真诚地拍摄下了自己恢复的过程。与那些充斥着虚无感、用恐惧和憎恶表现衰老的作品相比，她的照片令人耳目一新。衰老或许也意味着不幸和悲凉，因为这个社会太习惯于将美丽和年轻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