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梦不觉人生寒

**章 书香世家，严父慈母 书香岁月，似水流年。
卷着淡淡的馨香，游走在嘈杂的人世。书，是滚滚红尘里*动人的一抹馨香，它明丽而清新、美好而纯净，让人忍不住为之动容。遨游在书的世界，所有的繁杂便被简约取代；成长在一个书香缭绕的幸福之家，所有的烦恼也都有了归属。从婴儿到少女，从豆蔻到白发，杨绛终其一生，都深受开明、民主、和谐的家庭氛围的影响。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影响，从淘气转向好学的。”对于父亲杨荫杭，杨绛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敬重与崇拜。
“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豪气冲天、掷地有声。我既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在父亲的影响下，杨绛爱上了读书。父亲的刚正不阿，也让杨绛深受影响。
杨绛的母亲唐须嫈操持一家大小衣食住用，但她也是知书达理的奇女子，不仅做得了家务，也念得了书本。闲来无事的时候，还会翻阅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自己一个人读得津津有味，并时常提出新见解，堪称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父母的无话不谈、伉俪情深，对杨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终其一生，她都在书香世家特有的开明、民主、教养中成长，她的刚烈与果断来自父亲，她的温婉与淡然来自母亲，她的独立与信仰来自家庭。她深受严父慈母爱的感染和熏陶，因此才能在风雨飘摇中随遇而安。 望俨然，即之也温 1878年，美国小说家厄普顿·辛克莱、病理学家乔治·惠普尔以及舞蹈家邓肯等人相继诞生，祖鲁在伊山得瓦纳战役中击败英国军队，中国则接连发生了一系列诸如开平矿务局成立、国内**套邮票发行、《中美续增条约》签订等大事件。当时的中国已是清政府统治的末期—光绪四年，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早已暴露无遗。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就已经逐渐走向了衰落，而民众的生活也由此变得水深火热。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位于江苏省无锡市的一户普通人家中，隐约传来了几声新生儿的啼哭。这户人家的主人曾经在浙江做过很小的官，虽承蒙上一代人的恩泽，现下有房屋可以居住，但却因为没有田产，只能勉强糊口度日，可谓是真正的“寒素人家”。
新生儿在家中排行老三，父亲为其取名“荫杭”，字补塘。杨荫杭家中兄弟姐妹共6人，其中，大姐、大哥以及*小的弟弟都先后不幸早逝，余下的两个妹妹也都在出嫁后各自同夫家断了联系。
小时候的杨荫杭备受父亲和祖父的宠爱，但同时也接受了来自于他们的严厉教导。对他而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祖父一边给他剥瓜子吃，一边逐字逐句地教他背诵“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等名家诗词。
1895年，凭借着优异的考试成绩，17岁的杨荫杭成功入读天津中西学堂。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所官办大学，天津中西学堂在随后的发展中曾经几易其名，*终发展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对于当时的杨荫杭而言，他选择这所由盛宣怀刚刚创立的崭新学堂的原因主要在于：免学费、教学模式以及配套设施等均采用美国模式。
但开学不久，由于学生们对由外国人把控的伙食心生不满，在学堂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潮运动。并未参与其中的杨荫杭，看到之前勇敢激昂的同学们在学校的“镇压”和追责过程中一个个做起了缩头乌龟，生怕被学校当作典型“杀鸡儆猴看”。这时，杨荫杭主动站出来担起了这份“罪名”，遂被开除学籍。
接下来，他重新考入了同样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并于1898年被学校保送至日本早稻田大学进行深造，直至1902年由于母校急需翻译人才而肄业回国。这期间，中国国内则先后爆发了“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
虽然远在日本，但杨荫杭也没有只顾埋头书海，不理世事。他参加日本留学生们发起的“励志会”，与雷奋、杨廷栋等人创办《译书汇编》以及利用暑假回国探亲的机会宣传并鼓励无锡的进步青年加入“励志会”，进行反清革命。
留日归来后，杨荫杭在母校南洋公学译书院任职，主要编译了《名学教科书》一书。1903年，由于经费方面严重不足，译书院停办，杨荫杭也由此离开上海重回无锡，协同留日学生蔡文森、顾树屏等人创办了提倡研究理化并学习英语的“理化研究会”，聘请一名日本教师为学员们教授自然科学，带领并影响了一部分人的思想观念，其中就包括杨荫杭的妹妹杨荫榆。
不久之后，杨荫杭再次回到上海，成为《时事报》的一名编辑。同时，也在《大陆月刊》《苏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宣扬自己的革命思想以及在澄衷学堂、务本女校等校教课。
澄衷学堂是由宁波籍企业家叶澄衷于1900年创办的，著名文学家胡适曾经就读于这所学校，杨荫杭正是教授他的先生之一。关于这一点，杨绛在文中回忆道：抗战胜利后，我在上海，陈衡哲先生请我喝茶，曾见过胡适，他用半上海话对我说：“我认识你的姑母，认识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苏沪土语‘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生。”据说他那时在中国公学读书。钱锺书对我说，胡适决不肯乱认老师，他也不会记错。
1906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国内各种势力均蠢蠢欲动。碍于之前参与并组织的革命团体和活动的影响，为了避免被缉捕入狱，杨荫杭再度远离家乡，进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研读法律专业，并对西方的民主法治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地研究，毕业论文《日本商法》更是备受导师的赞赏而被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法学丛书。
在学习西方民主法治期间，杨荫杭先前激昂的反清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他一方面仍旧愤怒于清政府的迂腐落败，另一方面又寄希望于西方民主法治来“改良腐朽透顶的专制制度，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
怀抱着这种以法治国的美好幻想，杨荫杭回到国内，经由张謇（曾聘请杨荫杭同学雷奋作为自己的高级顾问）引荐进入北京法政学堂任教。听闻杨荫杭对东西方法律颇为精通，皇室成员善耆特意邀请他利用晚上时间为自己进行授课。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成功。在张謇的再次推荐下，杨荫杭就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兼司法筹备处处长一职。任职期间，他秉公执法，刚正不阿，不畏权贵，不惧流言。比如，江苏士绅们联名登报欢迎打败军阀顺利进城的张勋，认为“名与器不可以假人”的杨荫杭却并不怎么认同这位“辫帅”，故而在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上的欢迎者名单后，专门重新登报申明自己不欢迎的立场。
时隔不久，碍于北洋政府“本省人不能担任本省官职”的决定，杨荫杭被调往相邻的浙江省，仍然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职位。当时的政府效仿西方实行“三权分立”的法治制度，意即各省的督军、民政长和高等审判厅厅长三者之间互相监督，互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