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

（一）《周诰》中所用的话，在春秋战国著书中语言所承之系统之外。
（二）“诗三百篇”中的话言，如《国风》，大体上自应是当时的俗话；如《小雅》，大体上自应是当时的官话；如《鲁颂》、《商颂》及《大雅》的大部分，自应是当时的制作中标准点，已渐有文语之趋势。把这些略去枝节而论，并无大别于战国初年以来著书者。
（三）春秋战国时，各国都有方言，但列国间却有标准语，这个标准语中哪国的方言占成分多，现在无可考了。儒是鲁国人的职业，孔子弟子及七十子后学者散在四方设教，或者因这层关系鲁国的方言加入这个里面者不少，也未可知。
（四）《国语》是很修饰了的文言，《论语》不至这样，但语法之整齐处也不免是做过一层工夫的。至于战国子家以及《战国策》所著录的书辞，和说辞，都是据标准语而成之文言。其中文言的工夫也有浅深的不
同，如《孟子》整齐铺张，尤甚近于言，《战国策》比较文些了，《荀子》更文，这都不能是纯粹的口语，因为在它的文辞中看出曼衍雕琢来。
（五）为什么战国时的著述都是艺术语（Knnstprosa）而不是纯粹的口语呢？这因为古来的文书，除去语诰只是记话言，书写之作用只是做一种传达及遗留的“介物”外，凡涉及文书者，不论国家的辞令或个人的
述作，都有“言之而文”的要求，所以在述作开端之时，即带进了艺术化，“文言”正可解作“话言的艺术化”。
（六）且不止此，春秋时大夫的口语调及国际间的词令，也有“文”的倾向。如《论语》，“诵‘诗三百’使于西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不学诗无以言”。《左传·僖二十三》：“子犯日：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这些地方，都可看出当时在口辞也要文饰的，至于写下的必更甚。《论语》“为命，裨谌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竟成了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