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塞尔.普鲁斯特

**章
　　不久前在英国的一次对作家和评论家的调查表明，他们*为仰慕的20世纪小说家——也是他们认为对下一个世纪将*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是马塞尔·普鲁斯特。当然，那片在草药水中浸过的玛德莱娜蛋糕已成为法国文学中*著名的象征；所有的人都会把回忆的突然涌现称为“普鲁斯特式体验”。自命风雅的人们喜欢说，如果普鲁斯特一家人更加举止有节，不去将蛋糕浸湿的话，那么世界文学将因此而贫乏。从没读过普鲁斯特的人也常常无所顾忌地谈论他。
　　对于一名年轻的作者，研究普鲁斯特自然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他要么会深受普鲁斯特那危险且具有传染性的独特风格的影响，要么会感到普鲁斯特已经在小说的形式上穷尽一切可能。就连普鲁斯特的德文译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都在写给哲学家特奥尔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信中说，只要不是翻译所必需，他不愿再多读普鲁斯特写下的任何一个字，否则他将变得过度依赖，妨碍自己的创作。
　　格雷汉姆·格林（Graham Greene）曾经写道：“普鲁斯特是20世纪*伟大的小说家，就像19世纪的托尔斯泰……对于20年代末或30年代初开始写作的人，有两个无法逃脱的巨大影响：普鲁斯特和弗洛伊德，他们两个互为补充。”当然，普鲁斯特的显赫声誉盖过了乔伊斯、贝克特（Samuel Beckett）、弗吉尼亚·伍尔夫、福克纳、海明威、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纪德（André Gide）、瓦雷里（Valéry）、让·热内（Jean Genet）、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那些作家在自己的国度也许比普鲁斯特更受推崇，但唯有普鲁斯特始终享有国际声誉。年轻的安德烈·霍勒伦（Andrew Holleran）在发表美国70年代*重要的同性恋小说《舞之舞者》的八年前给一位朋友写道：“罗伯特，发生了许多事：我终于读完了《追忆似水年华》，不知说什么才好——说乔伊斯终结了小说是荒谬的；终结小说的是普鲁斯特，而他所做的就是创造了一件如此完整、不朽和完美的东西，这之后你他妈的还能干什么？”
　　乔伊斯与普鲁斯特见过一面，几乎没有说话，虽然他们一起乘过一辆出租车（他们互相都没有读过对方的文字）。贝克特写了一本小书评论普鲁斯特；伍尔夫强烈仰慕普鲁斯特，觉得自己被其天才所征服。纪德*苦涩的遗憾就是，作为一家羽翼未丰但已小有声誉的出版社的创始人，他拒绝了普鲁斯特杰作的**卷《在斯万家那边》（他以为普鲁斯特肤浅且附庸风雅，只是个记述上流社会事件的记者）。让·热内读完普鲁斯特的《在妙龄少女的身旁》的前几页之后开始写作自己的**部小说《鲜花圣母》（Our Lady of the Flowers）。他当时正在坐牢，监狱里每周一次在操场举办书籍交换活动，他去晚了，只好拿走被其他犯人弃置一旁的唯一一本书。他刚刚读完这本书的头几页就合上了它，只想尽可能长久地反复品味每一个段落。他对自己说：“我现在放心了，我知道我会遇到一个又一个奇迹。”阅读启发了他的写作；他希望成为描写底层社会的普鲁斯特。
　　但普鲁斯特并非总受人赞赏，即便是他的主要辩护者也会对他发出虚妄的批评。罗贝尔·德·孟德斯鸠（Robert de Montesquiou）——普鲁斯特乐于模仿其狂狷的风度和急速的语调，并以之为原型塑造出他*值得读者记忆的角色夏尔吕思男爵——说普鲁斯特的作品是“连祷文与精液的混合”（夏尔吕思视此为夸奖）。纪德指责普鲁斯特“触犯了真理”（令纪德恼火的是普鲁斯特从未在文字中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也从未以吸引人的方式表现这一倾向）。吕西安·都德（Lucien Daudet）是位年轻作家，普鲁斯特曾与之相恋（普鲁斯特喜欢蓄髭须、黑眼睛、有艺术气质的青年男子：即与他自己相仿的人），他曾对科克托说普鲁斯特是“一只恶毒的昆虫”。吕西安的父亲阿尔丰斯·都德（Alphonse Daudet）是普鲁斯特上一代*为人称颂的作家，虽然今天已被许多人忘却，他说：“马塞尔·普鲁斯特是魔鬼！”他很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因为普鲁斯特的七卷《追忆似水年华》超越了——事实上彻底颠覆了——阿尔丰斯之前20年的小说创作。今天谁还会去读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甚或阿尔丰斯·都德呢？ 重要的天主教诗人与剧作家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将马塞尔描写成“一个涂脂抹粉的老犹太女人”。在70年代的纽约，一种流行的T恤衫上印着借用了意第绪词的标语“普鲁斯特是个长舌妇”！
　　许多这样的辱骂出自一些曾在别的阶段热爱普鲁斯特的人之口，但这些声音被法国当时*好的文学期刊《新法兰西杂志》（La Nouvelle Revue Fran?aise）评述普鲁斯特的专刊所抵消。这期杂志出版于1923年，距普鲁斯特去世只有一年，其中刊载了许多已逝大师的照片、普鲁斯特未发表过的文字片断，还有法国及世界各地论者的评价。*感人的是许多私人回忆。极端自我的诗人安娜·德·诺阿耶甚至赞美了普鲁斯特的……谦虚。（普鲁斯特出身*高贵的朋友之一格拉蒙公爵曾说，贵族们邀请普鲁斯特去乡下度周末，不是因为他的艺术，而是因为他和安娜·德·诺阿耶是巴黎*有趣的两个人。）
　　每个人都有一段可供分享的深刻回忆。诗人－剧作家－舞台监督、《美女与野兽》（Beauty and the Beast）的电影制作人让·科克托（Jean Cocteau）回忆起普鲁斯特的声音：“恰如腹语者的声音来自胸腔，普鲁斯特的声音发自灵魂。”作家雷翁－保尔·法尔格（Léon-Paul Fargue）还记得看到普鲁斯特临终时“极度苍白，头发垂到眉毛，胡须黑得发蓝，吞没了面孔……”法尔格注意到他长长的袖子盖住冰冷的双手，他那波斯人般的杏核眼。“他好像一个不再生活在室外或白昼中的人，一个很久未离开他的橡树的隐居者，面容悲苦，带着刚刚开始平静下来的受难的表情。他似乎被一种苦涩的美好所占据。”一位年轻的贵族女子回忆道，当她还是少女的时候，有人在舞会上要把她介绍给他，但这位大作家“脸色铁青，留着髭须”，外套的领子竖起，全神贯注地凝视着她，以至于她*终被介绍与他认识时惊恐万分，几乎昏厥。
　　普鲁斯特的前同性情人之一，他*忠实的朋友、作曲家雷纳多·哈恩（Reynaldo Hahn）回忆道，遇到普鲁斯特不久后的一天，他们在一个花园散步，普鲁斯特突然在一丛玫瑰前止步。他让哈恩继续独自前行。当哈恩沿城堡转了一圈回来时，“我发现普鲁斯特还在原地盯着那株玫瑰。他头略向前倾，表情严肃，眨着眼，眉头微皱，聚精会神，用左手不断将短小的黑色髭须的一端拉向唇间轻咬……有多少次我观察到马塞尔处于这样神秘的时刻，投入同自然、艺术、人生的完全的交流，将他全部的生命倾注在这些‘深邃时分’……”普鲁斯特也时常忆起同样的场景，但他说沉浸于那一时刻是徒劳无益的；只有被某种不合逻辑、不可预测的东西（如玛德莱娜蛋糕）所唤醒的突然而自发的回忆才能令过去完全呈现。
　　了不起的柯莱特（Colette）初次与普鲁斯特相遇时丝毫未曾感受到他的价值（他们两人当时都十分年轻，作为作家刚刚出道）。她甚至过分到在早期一部克劳汀的小说中称他为“犹太佬”，但她的丈夫出于礼貌将这蔑称划去，代之以“小伙子”。即使如此，那段文字读起来也并不令人愉快。其中说到在一个文学沙龙里：“一个年轻漂亮的文艺小伙子整晚对我大献殷勤。”因为她在当时蓄着不同寻常的短发，他总是将她喻为年轻的男神赫尔墨斯或者普吕东画笔下的丘比特。“那个大献殷勤的小伙子为自己的想象而兴奋，一秒钟都不让我安静……他用意含爱抚的睫毛长长的眼睛凝视着我……”同时在1895年她给普鲁斯特写了封信，承认他道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词语并非表征，而是活的事物，它也远不仅是记忆的代码，而更多是意象的再现。”
　　柯莱特*初感到恼火的，可能是因为那年轻的献殷勤者已经预感到她的双性恋倾向。到1917年，普鲁斯特开始发表《追忆似水年华》之后，她方能够用另外一种眼光看他。他病得很重，体重不到一百磅，极少走出他密闭的房间。他成为艺术的祭品；而她本人是极少数在世的能与他相媲美的文体家。战争期间她在丽兹酒店见到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在室内仍然在礼服外穿着皮毛外套：“他不停地说话，想显得兴致勃勃。因为寒冷，他一边道着歉一边用力压住他那高高的被风吹向脑后的礼帽，一绺扇形的头发遮住了眉毛。一阵狂风将他整齐的衣服吹乱，并吹过他帽子的后缘，弄皱了他老式领带的下缘，让灰尘填满他脸颊的纹路、凹陷的眼袋和无生气的嘴巴，将这个摇摇欲坠的50岁年轻男子驱向死亡。”
　　这些描述道出了普鲁斯特非比寻常的性格特点。他对朋友极为关切，甚至像个奉承者，尽管他认为友谊一文不值，交谈代表着思想之死，因为他相信只有激情与痛苦才能磨砺观察的力量，只有下笔作文才可能有价值。他可以逼视一朵玫瑰——或者在他那奇异的视线范围内的任何事或任何人——尽管饱读诗书，学养深厚，他对抽象的思想却甚少兴趣。他不是知识分子，虽然他智慧超群。他关注花卉、人物与绘画，而非植物学、心理学或美学理论。比如他从未读过弗洛伊德的一个字（弗洛伊德也没读过普鲁斯特的一个字）。他十分有趣，但却散发出一种宁静的神性，也许除了当他笑弯了腰的时候——他那著名的一阵阵迸发出的狂笑可以持续很久，会令陌生人为之惊讶，觉得他很怪异，甚至有些癫狂。他气势十足，很多人说他很高，而实际上他的身高只有五英尺六英寸。
　　马塞尔·普鲁斯特的父亲是基督教徒，母亲是犹太人。他本人曾受洗（1871年8月5日在圣－路易·当丹教堂），后来又接受了天主教坚信礼，但他从不奉行教规，成人之后可被称为神秘无神论者，信奉灵性。但他并不相信以个体形象存在的上帝，更不用说救世主。尽管犹太人通过母系追溯自己的宗教传承，普鲁斯特却从不认为自己是犹太人，甚至因为一份报纸把他列为犹太作家而感到恼火。一次他的父亲警告他不要在一家旅店下榻，因为那里有“太多”犹太客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追忆似水年华》里有对一家犹太人布洛克兄弟的不客气的嘲弄。犹太人在法国仍被视为外来者，甚至是“东方的”；1872年全国只有8.6万犹太人。在一段典型的冒犯犹太人的文字中，普鲁斯特描写道，在一间法国画室，“一名犹太人走进来，就好像从沙漠里现身，像条鬣狗般弓着身子，脖子前伸，行着深深的额手礼，完全符合某种东方趣味”。
　　普鲁斯特在小说中从未提及自己的犹太出身，虽然在他年轻时弃置的小说《让·桑特伊》（Jean Santeuil，在他逝后30年才于1952年首次发表）中有非常震撼的指涉犹太教的隐晦描写。小说中描写了主人公同父母发生的一场争执——这一人物明显带有自传性质——他在狂怒中存心摔碎了母亲送他的一只精致的威尼斯玻璃杯。同母亲和解时，他告诉了她自己所做的事：“他以为她会责骂他，以致他脑海中会再次浮现他们争吵的情景。但她的温柔并无一丝阴霾。她亲吻他，并在他耳边低语，‘它就好比是神殿中那不可摧毁的联盟的象征’”。这段文字暗示正统犹太教婚礼上摔碎玻璃杯的仪式，在此则封藏了母亲与儿子的联姻。这个暗示显然来自本能，而且令人沮丧。普鲁斯特在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中以他特有的模糊性写到“她那犹太面容上的美丽线条，深刻着基督徒的甜美和詹森教徒的顺从，让她变身为以斯帖本人”——这一指涉含义深刻，它直指旧约中的人物以斯帖（以及拉辛戏剧里的女主角），她隐瞒了自己的犹太身份，直到她成为波斯国王亚哈随鲁的妻子，并拥有了拯救她的人民的地位。普鲁斯特这位表面上温文尔雅、支持德雷福斯，而且受过洗的天主教徒可以说是现代的以斯帖。
　　尽管普鲁斯特在关于母亲的信仰问题上时而缄默，时而口不择言，但如果说他是唯一地或极端地对犹太人持有偏见的话，这无疑是不公平的，尤其要虑及当时世纪之交的法国反犹主义日益猖獗的环境。但他的反犹主义还是十分令人不解，因为他深爱母亲，而且在她去世后，普鲁斯特甚至对她形成了某种类似宗教崇拜的情感。他的母亲出于对父母的敬重而对他们的信仰保持忠诚，普鲁斯特也尊重她及她的亲人；她过世后他很遗憾自己病得太重，无法前去犹太墓地参拜她及其父母和叔父的坟墓并勒石纪念。更重要的，尽管普鲁斯特处心积虑结交了许多贵族朋友，但当他被迫在开始于1894年并于1898年走向高潮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中表明立场时，他决定在一份要求重新审判的请愿书上签名，这份请愿书非常醒目地刊登在报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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