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语文论稿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测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并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精彩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不过他的意见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巴利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如果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以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不然，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的确是可以用巴利文来解释的，例如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prajna（唐译“波罗枳娘”）而合于巴利文panna，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upa（唐译“搴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upa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两个音节，例如汉译“目犍连”，相应的梵文是maudgalyayana，巴利文是moggalla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an，反而与梵文lyayan相近，依对音惯例，“目犍连”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ana。又如汉译“比丘”，相应的梵文是bhiks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s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惯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