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魂·百部爱国故事丛书-生可死耳我志长存现身民主的禹之谟

　　《中华魂·百部爱国故事丛书·生可死耳我志长存：献身民主的禹之谟》：　　“不安分”的少年1866年8月27日，禹之谟诞生在青树坪一个亦农亦商的家庭里。　　家人给这个男孩取名禹之谟，字稽亭，由于他从小就胆大顽皮，亲友都亲切地叫他“稽猛子”。禹之谟的祖父禹荣达，原本是一位蒙馆塾师，后来弃教经商，在邵阳岩口铺开了一个不大的山货店，经营些小本生意，攒了些积蓄，陆陆续续在家乡买了一些水田，将家业慢慢扩大。而他的父亲禹春辉，略识文墨，以做生意为主要职业，田间的耕作和管理，则交给一些亲友，农忙时雇请一些短工。由于禹春辉不大操持家事，总是沉迷于赌钱、打牌、吸食鸦片。因此，当禹之谟降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祖父艰辛积存下来的一点老本，在他的父亲手上基本上花光了，家境日益贫寒。他的母亲刘氏，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女子，不幸于1878年10月得了急病，因信鬼神错过医治机会，35岁就离开了人世。从此，12岁的禹之谟就由婶娘抚养成人。　　禹之谟出生的时候，从大的范围来说，中国正在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纷至沓来；清政府腐败无能，媚外卖国，在战争中一次次失败，签订了一个个不平等条约，黄金、白银就像流水似地淌人帝国主义的腰包。封建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残酷地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把中国逐步推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　　从小范围来说，一方面那些被曾国藩招募从军的穷苦农民，因多年在外作战，有的当了清政府的炮灰，有的流落在他乡，有的则被遣散回乡，生活异常困窘；另一方面，不少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升官发财，地位发生了变化。“一般县民相率由当兵出身而发迹，从提督（同治十三年统计一百八十二人）起到哨官止，武官之多，不可胜数。”后来，这个数字又有所发展，“二品以上军功的官吏、绅士将近一千家”，他们搜括天下财富，“拥巨资归乡”，横行乡里，疯狂地兼并土地。曾国荃一人就“有百顷田”。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许多农民倾家荡产，成了地主的佃户或雇工。他们虽然起早摸黑，如牛似马地劳动着，年头苦到年尾，可还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狠心的地主老财们，除了重租高利贷盘剥外，还经常强迫农民为他们送信、抬轿、服无偿劳役。　　加上封建政府的苛捐杂税等，使得当地“啼饥荡产，家破人亡”的情景，举目皆是。这样的情形，同样影响到禹之谟这个已经日渐贫寒的家庭，使他逐渐孕育着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仇恨。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当太平天国战事结束后，湘乡哥老会首领曾广八于1867年5月与同党童级高、贺新惠等，率众人自宁乡潜入境内毛田起义，当即烧毁谢征岳等豪绅的房屋数十家。湖南当局受到很大的震动，立即调集邻近几县“绅团”，镇压了这次起义。　　1870年3月，又有哥老会首领赖荣甫约其同党张玉林、康学池等率众起义，烧毁劣绅胡晖等的房屋，贫苦农民纷纷参加，声势颇为浩大。湖南巡抚刘崐调集了大批“靖勇”和邻近各县“绅团”，才把起义镇压下去。这些起义虽然都遭到失败，但人民心目中的革命火焰是无法扑灭的。所以，禹之谟幼年时代常听到这种故事。虽然当时他不可能有深刻的体会，但给少年禹之谟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穷的这样穷，富的这样富？为什么财主、贪官为非作歹却得不到惩罚，而勤劳、善良的百姓却惨遭欺压和屠杀？面对这贫寒的家庭和黑暗的社会，反抗的种子在他的心田里开始发芽，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就日益表现在其叛逆的行为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