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傅聪

《傅雷与傅聪》样张试读
　　关于这本书，我写过一篇论文，叫做《论〈傅雷家书〉》[1]。今天我不讲这篇论文，而是想“书外谈书”。
　　为什么要“书外谈书”呢？因为我为傅雷先生一家写过一本书，叫做《傅雷一家》。后来，又由作家出版社出了本书，叫《傅雷与傅聪》。我一共采访了傅雷先生生前好友23位，又对和傅雷先生有关的人士以及他的家庭、故乡做了很多采访。因此，我主要解读这本书的背景，从他的背景，他的家庭来看这本家书。也就是说，我是以一个采访者而不是书评家的角度来评论这本《傅雷家书》的。
　　《傅雷家书》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首先，我想讲的就是，《傅雷家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本书。
　　顾名思义，《傅雷家书》是一本“家书”，是父亲写给儿子的家信。其中主要是写给他长子傅聪的信，还有部分是写给次子傅敏和长媳弥拉的。因此，这是一本父亲写给子女的书信的集子。
　　其实，这本书是残缺的，并不完整。傅雷先生写给远在英国的傅聪的信，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火焰烧不到伦敦而得以保存。还有一部分是傅雷先生写给傅敏的信。我在采访傅敏的时候，他非常激动，流着泪对我说，非常遗憾，在“文化大革命”的岁月里，他在一天夜里前往马思聪先生家，将父亲给他的信全都烧毁了。他为什么要去马思聪先生家呢？因为他知道马先生家有个很大的炉子，于是在那里烧掉了这些信。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他非常害怕，意识到在“文化大革命”中会“搜信”，这些信件会成为他“反革命”的罪证。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这么宝贵的书信一烧了之，傅敏自己也非常痛惜。所以，《傅雷家书》是一本残存的书，书中仅存两封给傅敏的信，其余大部已经烧毁。其实傅雷先生给傅敏的信也是非常之多的。
　　这本书是个“单向道”，仅是父亲写给儿子的信，却没有儿子写给父亲的。一本家书，应该有呼应，“双向道”，既有父亲写给儿子的，又有儿子写给父亲的，才能让读者有前后呼应的互动之感。但也非常遗憾，傅敏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在“文革”当中也被全部烧毁了；幸运的是，傅聪先生写给傅雷先生的信都保存得十分完好。十几年前，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朋友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是有重大发现。我来到上海音乐学院，他们告诉我，在一个楼梯下面的小房间，发现了几个黑封皮的本子，上书“聪儿来信摘编”，原来是当年傅聪先生给家里写的信，他母亲都将其摘录在这些本子上面。这三个笔记本，就安静地躺在了这个角落里那么多年。当时我看了非常激动，在征得傅敏的同意之后，将它们全部复印下来了。为了这些信，我曾写信给傅聪先生，希望这些信能够发表。傅聪先生给我回了信，信中说道：
　　非常抱歉的是，我不希望把我给家父母的信公之于世，一个字也不要。这是我*后的决定。
　　望谅解。
　　傅聪
　　1987年8月12日
　　那就是说，他不同意公布这些信件。后来傅聪来上海时我几次采访他，问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些信和父亲的信一起收入《傅雷家书》呢？他说：“我父亲写给我的信，体现了他的思想，他的思想是非常高尚的。相比之下，我写给他的信是不足为道的。所以我的信请不要收进去。”按照他的意见，现在的《傅雷家书》就没有收编傅聪的信件。
　　现有的《傅雷家书》收录了傅雷先生写给他的长子傅聪、次子傅敏的信，还有几封是写给长媳弥拉的。这样的书在现在市场经济大潮之下，按理应该是本很平常的书，但它却成为现在中国市场的畅销书，总印数超过了100万册。从1981年至今已经21次印刷，在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本家书，从可读性来说并不强，仅是一封又一封信，也没有吸引人的小标题，无非是几月几日，然后是一封信，如此而已。为什么这么一本书会有这样巨大的影响，会吸引那么多的读者，而且现在成为一本名着了呢？
　　在我看来，是因为这本家书中的父与子，是特殊的父与子。这本书中的父亲傅雷，既是位作家，又是位翻译家，学贯中西；儿子傅聪，则是一位艺术家。这样的家书就充满了文学色彩、艺术色彩，是在艺术的氛围中用优美的笔调写成的。它不是一般的家信，其中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丰富感悟。这本书超出了一般家书的范围。我曾经说过，信分两种：硬的信和软的信。硬的信是单纯地讲事情，像公文一样，讲完就结束了；而像傅雷家书这样的信，是软的信，它带有思想、文学、艺术等色彩，有很深刻的艺术价值。另外，傅氏父子是一对特殊的父子，他们父子受到了极左路线的连环迫害，演绎了循环的悲剧，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大家都知道“反右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两个重要阶段。邓小平同志在《邓小平文选》中多次提到：我们从“1957年下半年以来”，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这个错误后来到“文革”，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邓小平所说的“1957年下半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反右派”运动。傅雷先生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到了严重冲击，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随之引起的连锁反应是导致当时在波兰留学的傅聪出走英国。而傅聪的出走又加重了傅雷的罪行。所以在“文革”当中，傅雷先生就成为“叛国分子”的家属，导致了傅雷夫妇上吊自尽。所以傅雷与傅聪不是一般的父子，这对父子的命运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下的悲惨命运。因此，《傅雷家书》反映的不是一般的家庭，而是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
　　傅雷是中国翻译界的一代巨匠，能够和他相提并论的，有用毕生精力翻译莎士比亚作品的梁实秋。此外，草婴先生在翻译俄罗斯文学方面做出巨大贡献，而傅雷从事的是法国文学的翻译。傅雷的译文集现在有15卷，500万字，这是他毕生的劳动成果。但在傅雷的着作之中，我认为*重要的还是《傅雷家书》。傅雷作为一名翻译家，从翻译的技巧和水平上，称得上是中国翻译界的巨匠。但他翻得再好，也无非是替外国作家说中国话，或者说是把外国作家的作品用中国的文字非常完美地体现出来。他的翻译作品中所透露的是外国作家的思想，而并非他自己的思想。唯有《傅雷家书》，他生前也没有想到过他的这些信将来会编成一本书，会有100多万册的印制量，会受到那么多读者的喜爱。他根本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他一生中*重要的着作。《傅雷家书》体现了傅雷的思想，他的艺术观、人生观，可以说，《傅雷家书》是傅雷人格*集中的体现。
　　其实要认识一本书并不容易。傅雷是上海的作家，傅聪是上海出去的音乐家。上海一家出版社曾经打算出版《傅雷家书》，但*终不敢出版。书稿后来落到了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手中。范用看到这么好的书稿，眼睛一亮，决定出版。所以这本书1981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一直印到现在。所以，一个出版社有没有魄力，一位编辑家有没有眼光是非常重要的。在这本书被尊为名着、受到大家欢迎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三联书店以及当时的总经理范用先生。当然，上海当时没有出版这本书，可能是由于这对特殊的父子敏感的政治背景。尽管“文革”已经过去，但其带来的影响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我曾经碰到当年把《傅雷家书》退稿的那位朋友，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他仍然感到非常遗憾。
　　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第二，我想讲我对傅雷一家的采访。
　　作为一个纪实文学作家，我*忌讳的就是对作家同行进行采访；在同行之中，我尤其忌讳采访上海作家。因为我作为一个上海作家，再去写上海作家的话，不管怎么写总有种种嫌疑。所以我的采访几乎不涉及同行。
　　*初引起我注意的并不是傅雷，而是傅聪。在“文革”结束后准备为傅雷先生平反时，傅聪从英国回来了。那是傅聪出走之后**次回来，回到上海。我当时看到《中国青年报》内参上刊载了当时傅聪说的一些话，令我非常感动。傅聪隔了那么多年之后回来，他说的话中还是饱含着对祖国非常强烈的热爱之情。按照当时的规定，对傅聪的报道还是很注意分寸的，比如傅聪在上海的某项活动，规定只能刊登在第几版，报道的字数不能超过多少多少字之类的。可见当时对傅聪的报道还是低调的、有所控制的。我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当时就决定去找傅聪，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未能直接采访傅聪，但傅聪的经历引起我非常大的兴趣，我注意到了这位不平凡的音乐家。当时我说过，在中国的音乐家中，引起我极大兴趣的就是两个“聪”：一个是马思聪，一个就是傅聪。不能写纪实文学，当时我就写了篇小说，题目是《爱国的“叛国者”》，发在《福建文学》杂志上。小说的主角就是个音乐家，实际上是以傅聪作为影子来写的。
　　后来我开始采访傅雷和傅聪的亲友，前前后后总共采访了傅雷的23位亲友。特别是去北京采访傅敏，使我对傅雷一家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亲友们都非常热情地介绍了傅雷一家四口不同的性格。
　　傅雷是做事非常认真而性格又非常急躁的人，在某些时候他可以说是非常暴躁的，所以他的名字叫“雷”，很符合他的性格。但他做事情又非常之认真，好几件事情我听后都十分感动。一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了《约翰·克利斯朵夫》，一套100多万字的书。可后来他重新看了这本书之后，不满意他当年的译文，于是又把这100多万字重新翻译了一遍。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翻译是件非常吃力的工作，不满意自己的翻译，别人只是在原有的译文上面修改，而他则是推翻了重新进行。
　　傅雷夫妇性格相辅相成，配合得非常好，几乎所有傅雷亲友都说傅雷夫人是极其贤惠而又性格温顺的人。如果傅雷是铁锤的话，傅雷夫人就是棉花，铁锤敲在棉花上面就没了任何声音。傅雷先生的成就，和傅雷夫人分不开。傅雷先生做事情非常细致，而傅雷夫人则是大大咧咧，一个东西用完可能随手一放，过一会儿就忘了。因此傅雷先生总是提醒她，东西要放归原位，他们家里总这个样子。傅雷先生家里热水瓶的摆放都十分有规则，把手一律朝右，总是从**个热水瓶开始用，用完之后放到*后去，再轮流用。保姆知道后，灌热水瓶的时候就从*后的一瓶开始灌。傅雷翻译的时候必须经常翻阅字典，厚厚的一本本字典翻起来很困难，他就自己设计了一个架子放字典，便于翻译时使用。
　　后来我采访傅聪和傅敏，发现兄弟俩性格也是截然相反的。傅聪像他妈妈，长相也像他妈妈，而且性格不拘小节。我去宾馆看傅聪，进到他房间，看到他所有的箱子都开着，这里放着话梅，那里又随手放着什么东西……但他说话富含哲理，非常有思想。他可以同你谈唐诗、宋词，也可以谈音乐、美术，等等，如此之类，甚至讲到各方面的事情，他都非常有兴趣。
　　恰恰相反，傅敏是非常细致的一个人，完全是傅雷的拷贝，做事情非常认真。比如，我告诉他，上海江苏路傅雷住过的房子，尽管我去了好几次，但没有用，因为当年傅雷是租这房子住，他去世之后另外一家住进去了，所有的家具摆设都完全不同了。傅雷住这房子时，原先是什么样子的呢？傅敏就画了张原先的家的平面图给我，那张图纸经过了反复修改，上面有红墨水画的、绿墨水画的，画得非常仔细。哪些是巴尔扎克原着的书架，哪些是放父亲译着的地方，他和聪哥的床在哪里，三角钢琴放在哪里……那张平面图，把他们家当时的情况画得非常仔细。我在写文章的时候，这张图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还有，他给我写的信都非常认真仔细，三天两头，我提出什么问题，他都在信中予以仔细详尽的解答。我现在手头上大概有100多封傅敏给我的信了。他的性格完全像他的父亲傅雷。
　　傅雷一家四个人四种性格，由此也造就了四个人四条不同的生活道路。
　　采访傅雷一家，促使我写成了《傅雷一家》一书，后来又写出了《傅雷与傅聪》一书。于是对他们一家深入的采访，也促使我对“反右派”运动和“文革”进行了深刻的思索，进而从事纪实长篇《“反右派”始末》《“四人帮”兴亡》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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