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什物

　　有时我们一个轻易的离别，并不知道分量之重。我曾在此读书。一个早晨，天气清爽，我们背起行李，走了出去，那时刻，青春年少，只顾朝前走去，并不会想到再见到它的时候，会是三十又四年之后。　　我是1978年春天踏进这个园子的。在我踏进这个园子之前，这里叫苏州地区师范。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我就是那年的考生。积压了十届中学生(含初、高中)，突然都能赶考了，一下子蜂拥而出。可是那年招生指标极其有限，开榜之日，大批的考生都名落孙山。而我，既是落榜生，又不是落榜生——是扩招生。我竟被录取了，录取学校为江苏师范学院，录取的专业是苏州地区师资专科班，后面还有一个括弧，写着“文科”两字。无疑，我是欣喜的，能够离开农村，且去上大学，至于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对我并不重要。被江苏师院录取(以后毕业证书盖的大印也是江苏师院，院长张乃康从没有见到过其人，毕业证书却盖着他的签名章)，却与江苏师院无关，报到是在地区师范(当时苏州市与苏州地区是两个行政区辖单位，苏州市只管辖苏州市区，苏州地区管辖吴县、常熟、昆山、太仓、张家港、吴江、江阴与无锡八个县)，我进了戴帽子“高校”。　　我*初的欣喜，没多久，就被“失落”取代了。　　这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啊?在常熟城里的小巷深处，大小规模还不如我曾读过的中学。所谓“文科”，就是一幢楼，是三层还是四层?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因为我们的教室是在底楼，二楼以上我从没有上去过。说大楼其实也不贴切，每层只有四个教室，是那种放在现在江南任何重点高中校园都会被拆除的房子。我们就在这样的大楼与这样的教室里，读了两年书。那是一段十分有趣的日子。我的同学绝大多数比我大，不是大一点点，而是大很多，当年我二十一岁入校，*大的同学要比我大十五岁，他们都是老三届学生，许多都成了婚，有的小孩都上中学了。我们的班长、副班长人校之前，早已是当地中学的校长。像我这般年龄小的只有几个人，*小的那一位，与他的中学老师一同坐到了我们教室。同学个个厉害、博学，又见过世面。有作家，且早已出了名；有理论家，文章已在类似《红旗》这样的刊物发表。我的同桌就是研究明清史的，对正史、野史了如指掌，只要你随便说出一个人、一件事，他都会头头是道地对你讲个明白。他从不听老师的讲课，偶然抬起头，那是课堂上爆发笑声，惊醒了他，嘿嘿，那时他才会跟着笑两声。他的岳母是日本人，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背景是不可思议的。我班还有一个日本通，生在日本，父母吃够了苦头，对他只有一个要求，什么都可以学，与日本有关的都不能学。可他偏偏喜欢日文，整天叽里呱啦读日语。在我的印象中，同学们几乎都有奇招。教我们的几个年轻老师真难，大学生小老师，做了充分的备课，往往开口讲的，我的那些同学几乎全知道，什么古今中外，什么名家名篇，他们往往比老师还能说得出一个所以然来。　　这些人既然这么有水平，怎么才考到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校?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包括我)都有些家庭或社会关系问题。刚刚拨乱反正，免不了还会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不过，毕竟改革开放了，当政者看到这批考生还是不错的人才，就想尽办法，通过中师“戴帽子”，把我们扩招了进来。我们有些尴尬，在这之前都是中师生，从我们开始才是大专生。有一阶段，别人问我是哪里毕业的?我支支吾吾总说不清，说是江苏师院毕业?毕业证书是这样写着，可我们一天也没有踏进过校门；说是苏州地区师范毕业的?在我们的档案里找不到任何资料可以证明，然而又确实天天在其中读书。不久，苏州地区师范上升为常熟师专，说我们是常熟师专毕业的?我们毕业之时，还不知道它在哪里。我是我们公社**个通过高考离开农村的知青，当年没有考上的人，第二年再考，有的进了浙江大学，有的进了南京大学。为何我要急匆匆地离开呢?为何不再等一等呢?　　多年来，我写怀旧文章，唯独这里没有涉及。*近几年，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改变，到这里来，已是一种期待。虽然前几年我去过常熟师专，一次是“三月三诗会”，其中一个活动就是诗人与常熟师专的学生见面，是在异地新建的校园。我也去了，走在旷达的校园，一切都是新的美丽；还有一个活动是师专举办“长江以南”诗丛研讨会，有幸我是诗作者之一，又来到了学校。走在湖光山影掩映的校园，一切更是诗意。不过，我没有感觉，心里并不认同它。我认同的母校，还是那个翁府前的校园，虽然狭小、简陋，但那是我心中的念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