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情歌-罗德.斯图尔特自传

第4章 乐队首秀
　　火车站里发生的一件事使我们主人公的一生发生了幸运的转变。我们的主人公在面包车的后座上几乎窒息，并**次尝试了格子裤。
　　我特别感谢长约翰?鲍德瑞，是他在火车站的长凳上发现了我，是他使我成为一个歌手和表演者，而这还仅仅是开始。他活着的时候，我热爱他；他去世的时候，我比悲伤。我把他的相片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而且，我要告诉你，我每一天都会想起他。
　　那次邂逅发生在伦敦西部的特威克南车站，1962年和1963年我常经过那里。我去俱乐部看乐队表演，想着自己能否成为其中的一分子。虽然我很确信我可以，但是具体我能在哪方面发挥作用，还有待发现。
　　从特威克南坐车过去，到里士满站下，车站的对面就是小龙虾俱乐部——其实就是一个酒吧的里屋，当里面满是疯狂舞动的人群时，感觉非常棒。我就是在那里看到并且爱上了新兵乐队。他们的吉他手叫埃里克?克拉普顿，看起来技艺不错。小龙虾俱乐部后来还是关闭了，因为过于喧闹。不过这也没什么，大家就到里士满竞技俱乐部，那里没有舞台，乐队就站在观众面前表演。气氛棒极了。
　　而那个极具传奇色彩的鳗鱼饼岛酒店是我*爱去的地方——那是建在泰晤士河一个小岛上的一家古老潮湿的舞厅，需要从一座摇摇晃晃的人行木桥上走过去。那个地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用作舞厅，后来改建成爵士乐场地，而到60年代早期，它开始引进一些节奏蓝调的乐队。在桥的尽头，会有两个穿着裘皮大衣的老妈妈等着向你收门票。
　　俱乐部里面的吧台跟墙一样宽——而且从来没有出现过杯子不够用的情况，这有点奇怪，因为每晚到尾声的时候，那里一项著名的节目就是把啤酒杯扔到河里去。那里还有一个经久不衰的争论就是，到底是因为地板有弹性，还是因为有一边地板烂掉了。因为每次只要左边有人在跳舞，右边的人就会不由自主地上下晃动。
　　乐队的更衣室是一个奇怪的笼子，像一个玩具屋，悬挂在舞台上方，上面有几扇挂着帘子的小窗，表演者可以透过窗子看到观众。要下到舞台需要经过角落里一个狭窄的楼梯。很多歌手想要以夸张的方式走下这些楼梯，而结果就是屁股着地地出现在观众面前。
　　这个独特王国的统治者是一个精明的家伙，叫阿瑟?奇斯诺尔。我开始在那里表演后，我发现阿瑟付给乐队的钱都是用面额一镑或五镑的纸币——从来没有用过大面额的钞票。每晚结束的时候，他会清点钱，然后你离开时手里会拿着一叠厚厚的纸币，因为口袋装不下。
　　不过一开始我是以付钱的顾客身份去那里的——先坐地铁到滑铁卢，然后坐火车到特威克南。从我住的阿奇维路坐到那里，真的是相当长的一段路。而且晚上回来时可能会更长，我有时会因为筋疲力尽睡着了，而坐过了阿奇维那一站，直到列车开到终点站巴尼特街停下来时车身一震，我才醒过来。不管怎样，这些奔波都是值得的。当你穿上华丽的衣服，精心梳理好自己的发型，出发前往鳗鱼饼岛酒店的时候，你会有种感觉好像正在前往一个非常美丽迷人的地方。俱乐部的会员卡像一本护照——标着“鳗鱼饼岛” ——比清楚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这个王国里满是音乐狂热者、艺术类学生，还有穿着短裙的漂亮女孩子。就像乔治?梅利说的，“你能感受到鳗鱼饼岛上方性的气息，就好像开水壶上方的蒸汽一样。”那里真的是一个让人比激动的地方，就是在那里，我真正理解了节奏蓝调的力量。
　　我当时18岁，正在跟苏珊娜?博费交往。苏珊娜有一个叫克里西的朋友，一天晚上她叫我俩去看她男朋友的乐队在里士满的表演。她的男朋友是一个歌手。我和苏珊娜都答应去看看。
　　克里西，姓施林普顿，她男朋友是米克?贾格尔，他的乐队叫“滚石乐队”。我在想他们会是什么样子，直到那晚我看见了他们，他们坐在高脚椅上，穿着开襟羊毛衫，唱的是蓝调歌曲和几首他们自己创作的歌。主唱确实能吸引住全场的注意力。长约翰后来把贾格尔描述成“中世纪的妖怪”，形容得很恰当。我当时没有跟贾格尔说话，不过我觉得这个乐队很棒，同时心里也不断地想着：“我也可以做到。”事实上，我可能甚至觉得，“我的嗓音比他的还要好。”我在海滩上抱一把吉他就可以吸引一群人到我身边，为什么不可以提升一个层次，到舞台上迷住一大帮人呢？
　　但是跟谁一起合作好呢？我曾经跟一个叫“突击者”的乐队合作过，他们知道我会唱歌，不过结果并不是特别理想。音乐制作人乔?米克给了这个乐队一次试音的机会，他们叫我去做主唱。米克是一个穿着西装，打着领带，令人生畏的家伙，他的头发很有摇滚的风格。他在霍洛韦路一处三层楼的公寓里有一个录音室，在一家皮制品店的楼上。我们爬上楼梯，在录音室里摆好架势，唱了几分钟——我不记得唱的是什么了。不过我记得，唱完后，米克从控制室里走出来，直视着我的眼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拿起外套。这大概是我**次正式的面试。从那之后那个乐队就成了单纯演奏乐器的乐队。不算幸运的开头吧。
　　我跟另一个叫“吉米?鲍威尔和五维”的乐队合作得要好一些。鲍威尔是一个来自伯明翰的蓝调歌手，体格健壮得像个拳击手，他经常参加小型演出，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雷?查尔斯。我是怎么跟鲍威尔一起表演的呢？这就要提人脉了。前面提到的“突击者”乐队后来改名叫“月球行者”。他们的吉他手跟“吉米?鲍威尔和五维”乐队一起表演，曾跟吉米?鲍威尔提到我。于是，我就得到了一次小型合作演出的机会。
　　嗯，算是一次小型演出吧。地点在大新港街一栋楼房地下室里的肯?克利尔俱乐部，在伦敦中部的查令十字街对面。如果我在那里站上比较长的时间，满怀希望地看着，我就会被邀请上台为几首曲子吹口琴伴奏。克利尔是一个34岁的爵士小号手，在商船队里待过一段时间，对美国有很多了解，特别是对新奥尔良风格的爵士很熟悉，他很快成为伦敦前卫的爵士表演者和推广者。朗尼?多尼根（我在学校时就很迷他的噪音爵士乐），在肯?克利尔的爵士乐队里做了一段时间的吉他手。肯?克利尔俱乐部本来只演奏传统爵士乐，但是现在他们也引进一些流行的节奏蓝调。于是“吉米?鲍威尔和五维”乐队就在里面表演，而我就站在舞台的边上，呼呼地吹着G调。有时观众会抬头看我，赞赏地点头，或许心里想：“怎么就没有人教这个家伙吹口琴的时候既可以吹气也可以吸气呢？”
　　我其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塞车的时候，逗整个乐队乐一乐。我会打开我们坐的多尔小客车的后门，滑稽地滚到路上。每次都会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过了一阵子，我得到了一个更大的角色。鲍威尔问我能否在他唱雷?查尔斯的《我能说什么》（What‘d I Say）的时候，给他唱和声，这首歌是他们乐队的压轴曲目。这看起来是多么大的提升啊，所以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但结果却是很快被逐出了乐队。
　　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的和声非常难听吗——难听到不能在公开场合唱吗？还是说，鲍威尔突然意识到我很会唱歌，而他不想在乐队里多一个衣着时尚、发型超赞的年轻对手？
　　我法置评。你们自己判断吧。我只知道，我被逐出了乐队……
　　但是不久又被长约翰?鲍德里叫回去了。说长约翰在那个年代的音乐界很突出，这只是一个很保守的说法。他身高六英尺七英寸，嗓音洪亮浑厚，头发金色，非常英俊。他有极大的个人魅力，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才23岁——只比我大五岁，不过看上去比我要成熟老练得多。他谈吐得体，衣着可挑剔，非常喜欢穿银色鲨鱼皮制成的三扣西装，再配上高跟靴——卡尔纳比街的风格。只不过，他的这套行头不是从卡尔纳比街买的，而是从后街小巷的一个希腊裁缝那里定做的，价格要便宜得多。他还有一件粗呢连帽厚外套，穿起来很有异国味道，不过*与众不同的还是他的西装——从他热爱的美国蓝调歌手那里学来的时髦款式，三件套，搭配闪亮的皮鞋、精心选择的袜子。你嘴里可以唱着关于贫穷的歌，可能实际上也真穷，但是你的穿着打扮绝不能比百万富翁逊色。这就是这一行的门道。
　　长约翰以前是语法学校的学生，在伦敦外的米德尔塞克斯那里念的书，他非常聪明。事实上，他父母曾经说过，他决定从事音乐是“对他聪明大脑的浪费”。他处理音乐的方式有些类似学者。他有许多很酷的唱片，那些来自美国的东西，他接触得比其他人都早。是长约翰让我的兴趣从民谣逐渐转向蓝调音乐。记得有一次我在他古奇街的公寓，当时正准备出发去参加一个小型演出，我问他能不能借他的马蒂?沃特斯的那张专辑《在新港1960》（At Newport 1960）——封面是马蒂站在楼梯上，戴着一个超酷的白色领结。长约翰回答：“可能不行呢。我刚从新兵乐队的基思?雷尔夫那里拿回来，滚石乐队的米克和基思还等着听呢。”滚石乐队是想用他们的盘式磁带录音机把那张专辑录下来。大家都想听唱片，长约翰那里就像个图书馆。
　　他非常喜欢喝伏特加，还喜欢做一些蠢事来自娱自乐，他管这个叫作“疯狂”。他还是一个同性恋，我很久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我当时是多么地不谙世事）。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同在一个乐队的时候，我常常去他的公寓，在那里等着面包车来接我们去演出，几乎每次去都会碰到长约翰洗完澡出来，只围着块浴巾，有时甚至赤身裸体。但是因为我太天真，所以完全没有读出其中的讯息。因为在足球队的更衣室里，大家都光着身子走来走去，所以这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了，我压根儿没在意，更不用说去揣摩他的意图了。
　　我甚至还跟他睡过同一张床——跟乐队巡演的时候，在博尔顿的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因为当时房间不够，不过我还是丝毫没有察觉。直到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吃早饭，乐队的其他几个成员窃笑着说些“你裤子穿对了么”之类的话，我才有点明白了——长约翰是那个年代人们叫作“搞基”的那类人。
　　在1964年的英国，同性恋还是非法的，直到1967年才合法（现在看来，当时的社会风气是多么野蛮和不合情理），所以人们不会到处宣扬，哪怕是跟人倾诉说自己是同性恋。我想当时长约翰是有恋人的，但是我想不起他在我们演出的时候跟谁在一起。几年后，他就有公开的男朋友了。早些年，他还是非常小心地隐藏着这一点——所以他要忍受七大姑八大姨们的唠叨，问他打算什么时候“找个好女孩结婚”之类的话，还有他母亲的担心。她有一次跟长约翰说，她很担心我们两个老是在一起，因为她觉得我有点“娘娘腔”。
　　长约翰精通音乐。他常去伊灵爵士俱乐部（那是一个潮湿的地下室，需要在舞台的天花板上挂一层布，以防止水滴到乐师们的头上），是那里“蓝调社团”的一员，跟亚里克西斯?科纳和西里尔?戴维斯一起表演。那两人都以马蒂?沃特斯为偶像，并以“全世界**支白人电子蓝调乐队”自居。后来，因为科纳决定把“蓝调社团”变成一个渐进式爵士乐队，长约翰就去了“西里尔?戴维斯节奏蓝调全明星”乐队，这个乐队青睐芝加哥蓝调，刚好是长约翰所推崇的。
　　我、罗尼?伍德、米基?沃勒和杰夫?贝克。能跟这么杰出的吉他手同台演出，是一个莫大的荣誉，不过杰夫看起来像是很想把摄影师杀死的样子。米基看起来像一个图书管理员。更不要提我头上这顶糟糕的帽子了。
　　戴维斯是一个秃顶壮实的家伙，有整整一箱子口琴，他的演奏棒极了，在口琴的吹气和吸气上比我做得要好。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突然变坏，不久又急剧恶化，病了一段时间之后，在1964年1月去世了——当时人们说他死于心脏病，但实际上他得的是白血病。去世时年仅31岁。
　　长约翰决定在鳗鱼饼岛进行一场全明星乐队演出来悼念戴维斯，以此形式来守灵。我去看了那场演出，不过印象不太深刻。据有关资料，那晚同在观众席的还有伊恩?迈克拉根，他后来是脸孔乐队的键盘手，做开场表演的是一个叫“杰夫?贝克与三叉戟”的乐队。不过那个年代就是这样，任何一个后来举足轻重的人，*初都站在这个地方。如果那一晚在那个俱乐部瓦斯爆炸的话，英国未来的摇滚音乐界会损失四分之三的人才。
　　不管怎样，我清清楚楚记得演出之后发生的事。我坐在特威克南车站的站台上，等着开往滑铁卢的列车。为了打发时间，我从大衣口袋里拿出口琴开始吹。我吹的是“咆哮之狼”乐队的《烟囱闪电》（Smokestack Lightnin）的即兴重复段，那是一首蓝调曲子，我大致知道如何吹完。
　　在长约翰后来跟人讲述的故事里，他说当他在这荒凉的车站里等车的时候，夜风中传来一阵优美哀伤的蓝调音乐，使得他不禁竖起耳朵倾听。但是这不太可能，你想想我当时的吹口琴技术。所以可能是他当时喝醉了，抑或者是我喝醉了，超水平发挥。不管是哪种原因，反正他向我走过来，我当时正因为寒冷而蜷缩成一团——他说我坐在那里，他只看到一堆破布中露出一个大鼻子，他向我做了自我介绍。
　　列车来了，我们一起坐车回伦敦市中心。我们在路上聊了聊他在戴维斯去世后，是如何接手“西里尔?戴维斯节奏蓝调全明星”乐队的，等到我们坐到滑铁卢站的时候，他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乐队，做一个和声歌手。他建议把乐队改名为“长约翰?鲍德里与浪子们”，还提出要付我每星期35英镑的报酬。
　　如果听到这句话我刚好在吹口琴，那我一定会因为嘴巴张得太大而把口琴吞下去的。每星期35英镑！每星期20英镑，一年就能挣一千英镑，那些做着体面工作的人一年也就挣个一千英镑，而他说要给我35英镑让我做和声歌手！
　　他怎么知道我会唱歌？也许他看到过我和吉米?鲍威尔他们在一起，也许有人跟他提过我，也许他只是喜欢我（他当然从来没有这么说过）。一切看起来不可思议地神奇和顺利，就好像电影里面的情节。前一秒你还在所事事地等火车，下一秒你就突然得到一个成为职业乐手的机会，报酬还极为诱人。
　　那我有没有欣然接受呢？我没有。我的反应就像每一个19岁的好孩子会有的那种，我告诉他，我要先回家问问母亲的意见。
　　当时我心里可能已经在想象第二天怎么跟父母说这件事。“昨晚我在火车站碰到一个很帅的年轻人，他说想请我跟他一起到处巡演，他会付我报酬。”我了解母亲，她可能会有很多疑虑，多半不会爽快地说“去吧，儿子，做得开心”之类的话。
　　长约翰说他完全理解——他自己当时也跟母亲住在一起，他说会亲自过来跟我的母亲聊一聊。
　　他言而有信。长约翰在英国的蓝调圈里是响当当的人物，不过我父母当然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干净帅气、谈吐得体的年轻人走进我父亲的店里，还带了一束鲜花（他确实懂得如何让做父母的放心）。我母亲一连串地问了一堆问题：罗德是不是要离开伦敦？他什么时候能回来？
　　“放心吧，斯图尔特太太。我会照顾好你的小罗德的。”
　　于是我母亲对演艺界堕落传闻的害怕和对我出门在外的担心，都在他的宽慰里像热锅里的黄油一样融化掉了。
　　“好的，长约翰。你是一个绅士。”
　　鳗鱼饼岛，我在这里**次在公众面前表演。在这里还发生过一次跟一个啤酒杯有关的不幸的小事故。
　　于是，就这样，我有了一份在乐队的工作。
　　结语 幸运人生
　　我们的主人公思考了退休事宜的方方面面，描述了他戴着不同寻常的领饰去白金汉宫的一次经历，排除了在那里打高尔夫球的可能。
　　我不抱幻想。我知道有一天，一切都会结束。我知道*终——可能很快——我会到这样一个阶段，到那时走出去表现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我不知道自己到时候会有什么感觉。它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为它付出了这么多，它也给了我这么多回报。我担心在它结束后，生活里会留下空洞。
　　我说的是足球，你没想到别的地方去吧。
　　目前，我还在坚持。我参加50岁以上的足球联赛，在富兰姆队效力，这支球队原先是洛杉矶的挪威移民创立的，不过现在主要队员都是英国移民。我每个星期天早晨都会一早起来，开车去我们的练习场地——富兰姆森草地。这是联赛里*好的一块场地了，因为它有平整的草皮，没有凹坑、沙坑或者突出的洒水装置，跟我们踢过的其他坑坑洼洼的场地不同。我们都有些年老体弱了，不过我们并不在意，因为我们还穿着球服在比赛。我依然紧紧把袖口攥在手心里，像丹尼斯?劳一样。虽然已经67岁了，但我还可以在场上跑足45分钟，有时候甚至70分钟，必要时，还可以慢跑过去从左侧射出一个致命的角球。
　　等到比赛结束后，我们会艰难地——经常是蹒跚地——回到用护墙板做成的更衣室里，里面装饰着各式各样的英国足球纪念品、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围巾、查利?库克和乔治?贝斯特在加利福尼亚比赛的照片，还有一张我的照片，从《花花公子》上剪下来的。我们会在长凳上坐一会儿——肯和特雷弗，他们是球队的管理者，还有弗雷迪、凯尔特?约翰。有人会打开一箱啤酒，苏格兰人汤米会站起来讲一些重口味的笑话，然后大家会相互打趣，开开玩笑，有时候他们会嘲笑我用的那个很可爱的、棕色的软软的普拉达旅行包。在那半个小时里，我过得比惬意和满足。
　　如果有一天我再也不能踢球了，怎么办？我真是不愿去想这事儿。打高尔夫球？我父亲会玩，不过我觉得它不适合我，虽然我也许会喜欢高尔夫球衫。各式各样的高尔夫球衫，我倒是很愿意穿穿看。灯笼裤也有一定的复古魅力。至于高尔夫球本身嘛，我不确定。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份耐心。
　　我真的尝试过一次。电影演员肖恩?康纳里劝说我跟他一起去尝试一下。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了，在西班牙的一个高尔夫球场上。他教我基本的握杆法和站位：“两脚分开，罗德。肩膀放松……”。
　　我挥了一杆，打到了球的上方，看着它飞了出去，只有兔子那么高，落到了25英尺外右边的草丛里。
　　肖恩很耐心。他说：“你的手要适当放松一点，你刚才把杆握得太紧了。”
　　于是我又试了一次，这次手放松了些。但这次根本没打到球，它还在球座上，倒是球杆飞了出去，在空中划了一圈，落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我打高尔夫球也就这水平了。课程结束，我回到了会所的更衣室。
　　如果不是因为足球，我倒不是很担心老去。我环顾四周，看看跟我一起工作了这么多年的伙伴们，我觉得，相对来说，我保养得还算不错。保湿很重要，女士们、先生们：多抹些玉兰油。不过主要还是靠运气——还有基因。我哥哥唐现在还在给足球比赛当裁判，他已经八十多岁了。我也常锻炼身体——在健身房里或是每天早晨到球场上，在我的经验丰富的私人教练加里?奥康纳的陪同下，他的职责就是帮助我成为世界上*老的右后卫。我的饮食习惯也很明智：适当的食物，吃饭时喝一两杯葡萄酒，仅此而已。
　　当然，还有一点：不沾毒品。十年前，我就基本不用可卡因了——*多偶尔在埃平的时候，用一点点，给夜晚增加一点色彩。但是即便只用一点点，我还是注意到它影响了我的嗓子——使喉咙的黏膜变干。彭妮也会说：“你不再年轻了，应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况且，你用了那东西，又没有变得更有趣：你只会大谈特谈足球，我又不爱听。”这些理由对我来说，足够了。
　　那我后不后悔当年吸食了那些可卡因呢？我不否认当时过得蛮开心的。不过，我并不以此为荣。我是少数比较幸运的人，我吸食可卡因的时候，它刚新兴起来，很好玩，也很令人兴奋。我吸食的都是一些质量很好的东西，所以在我尝试了一番之后，又能全身而退。我从未沉溺到离不开可卡因或其他毒品的程度。其他人就没有这么好运，他们深受其害，吃了不少苦。
　　这里还要澄清一件事：我一生从未买过任何毒品。我用的可卡因都不是买的，实际上我都不知道去哪里买，就是周围有。乐队里总有人有一些，我就会跟舞台经理洛格说：“去看看谁有一点提神的东西”或者“你能给我弄一点粉吗？”
　　除了不用买可卡因，我也不用在艾塞克斯当地的酒吧“塞东橡树”里买饮料，就算我想买也不能……生活对我真的很好。（约翰和希拉，橡树酒吧的老板和老板娘，一直这么照顾我。）
　　比起年老，我更担心我的事业。作为一个摇滚明星，老了之后该怎么办，没有模板可参照。我们是**拨走这条路的，当年肆意炫耀着自己的年轻，现在别选择，只有继续走下去，即使青春不再。我们只能自己摸索，做些适合自己的事。我希望自己能有足够的判断力和先见之明在适当的时机就此打住，而不是一直不肯放手，然后只能在越来越小的地方演出。我太骄傲，不愿意那样做。但是与此同时，我又多么渴望能够一直表演下去，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毕竟，只有在演出的时候，我才是我。我好像是为演出而生的，如果一个月没有一场演唱会，我就会浑身不自在，比想念舞台。如果这一切结束了，我的人生就像缺了极大的一块。
　　令人庆幸的是，它目前并没有结束的迹象。事业并没有进入瓶颈期——不像9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就要进废纸篓了。金曲簿系列的成功，意味着人们又开始来看我的演唱会了。**张金曲簿推出之后，我在2004年的那段巡演，是我这么多年里*喜欢的巡演之一。它的标题是“从《麦琪?梅》到《美国流行金曲簿》”，我们演出时会先唱一套摇滚歌曲，再唱一套金曲簿，然后以《你觉得我性感吗？》和《麦琪?梅》结束。虽然标题里面说得很清楚明白了，不过还是有不少只想听金曲簿系列的老一辈的听众过来看演出。我也希望将来有机会能做这样一个只有怀旧金曲的巡演。不过这一次，当我们开始演奏《可爱的小摇滚歌手》时，台下有一些观众露出受惊吓的神情，好在他们很快就适应了。乐队成员都穿着半正式的晚礼服，女孩子们穿着长裙，我穿着燕尾服，我们的舞台背景帘幔低垂，美丽而古典。舞台是伊恩?奈特设计的，他在这方面是个天才。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就一直跟他合作，请他帮我设计巡演舞台。伊恩会把他的构想做成一个舞台模型，里面放着小小的乐队成员——在我看来，这就好像我的铁路模型里的铁路员工一样。他经常有一些很棒的构思，像2007年巡演的时候，他设计了一个中心舞台，用1 500码长的格子布把它围绕起来。伊恩在2010年去世了，我们都很怀念他。
　　在2011年8月，我很荣幸地得到在拉斯维加斯凯撒宫的圆形大剧场驻唱两年的机会。我哥哥唐说：“你不会喜欢那里的，罗德。人们在那里吃饭聊天，你在一旁唱歌。”这是过去的理解了。实际上，做这里的驻唱意思是，一年里能有26个夜晚在这个拥有4 100个座位的剧场演出。这个剧场可能是我所有演出场所里装备*好的一个：一流的音响，还有一个可爱的低低的舞台，这样你会觉得离观众很近。我和我的配合*默契的乐队一起在这里以喝酒喧闹的狂欢形式演绎了我们的歌曲，我甚至还向观众席里踢了几个足球，兴致来时，还走到前排的观众席中去。就像派对一样。
　　日子就这样继续下去。过了一阵子，我和阿诺德坐下来商量2013年的巡演安排，我们把重要的日期先用笔圈出来（苏格兰杯决赛——8月在温布利举行的英格兰队与苏格兰队之间的友谊赛），然后开始设计巡演的路线——我们选择了伦敦的氧气体育馆、苏格兰的汉普登公园球场、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经过了这么多年，感觉这一切真的不可思议。我对命运比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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