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思想

　　《梦山书系：中国传统人文教育思想》：　　三、魏晋玄学：崇尚自然，以无为本　　在儒学教化思想衰微的同时，士族贵族阶层兴起了一股研究《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玄学思潮，并用老庄的道家学说，围绕着自然与名教之争，猛烈抨击儒家所倡导的“名教”思想。“名教”即儒家“以名为教”的封建礼教，是儒家以名分、名目、名节等三纲五常作为社会伦理教化思想的道德观。早在汉末，王符、崔寔、仲长统等人就认为，儒家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已不能继续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并对汉末社会政治的现状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希望通过法治来拯救社会。随着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衰败，许多豪强地主和地方实力派都想拥兵自立，以武力夺取天下，这样，他们就必须先从思想上打破儒学伦理思想的束缚。在此背景下，玄学的产生成为社会人文教化的必然之势。在社会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形下，许多文人士子也感到穷途末路，在绝望中，他们在思想上也开始转向谈玄说理，使玄学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人文教化思潮，对人的精神产生很大的影响。　　魏晋时期，玄学流派比较繁多，但富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三个派别。一是正始年间（魏齐王曹芳的年号），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崇尚“贵无”的玄学流派，主张“无”为世界本体的教化思想；二是曹魏末年，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玄学”流派，在哲学思想上，他们虽然也崇尚“贵无”，但批判儒家的“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教化思想；三是西晋初年，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崇尚“自生”的玄学流派，融合名教与自然，提出“名教即自然”的教化主张，使玄学在西晋末年开始分化，并和佛教、道教及儒教相调和，发展到东晋后期就逐渐消失了。　　在社会人文教化上，早期的玄学由于批判儒家的伦理思想，所以，玄学家反对儒家以六经为主要教化内容，而主张采取崇尚自然的教化态度，在社会的教化中，应当顺应人个性的自然发展。同时，由于士族贵族为了保持他们既得的政治、经济利益，以求得他们生活的相对安逸和稳定，常常借玄学的自然虚静来掩盖他们内心空虚的精神生活，这样，玄学自然而然地成为士族贵族特别钟情的教化思想，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理论依据，从而也加速了汉以来儒家纲常名教社会人文教化思想的衰弱。　　正始时期，何晏、王弼开创了魏晋玄学的主旋律。在社会人文教化思想上，他们重视人的思想关怀和社会关怀，并调和儒家和道家的长处，建立起一个思想自由、个性发展，又能关注人的社会人文教化的纲常伦理秩序。因此，玄学教化思想的核心就是“无为而治”，主张顺着社会的自然之性来发展，不要过分地去扰民。　　在社会人文教化中，何晏提出“以无为本”的教化思想，创立“无所有”和“有所有”的概念。在人性论上，他又提出圣人“有性无情”的性情论观点，认为圣人有性而无喜怒哀乐之情，是顺其自然之道；凡人喜怒哀乐无常，是任人之情，不合于自然之道。他把人的性看成是先天自然之物，是符合天道的；把人的情看成是后天人为之物，是不合天道，但合人道的。他将“天道、地道和人道”归纳为自然之道，从而为玄学社会人文教化思想的创立，提供了本体论与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在社会人文教化中，王弼主要是对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进行改造。他提出“万物以自然为性”的主张，把人性的本质界定为“无善无恶”，从而建立起以“性”为本体的人性论体系。在教化中，他扬弃了儒家以人性善恶论来教化民众的局限性，为宋明心性本体论人文教化思想的建立打下基础。王弼提出的“有之所始，以无为本”的“无”，是以自然为本体的玄学理论，代表一种*高的存在本体，是形而上的“无”。可以说“以无为本”就是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为玄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观进行了适当的融和，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哲学命题。在教化中，他认为，人的尊卑名分都是一种自然存在，统治者应当无为而治。他不但大胆抨击和彻底否定儒家极力宣扬的纲常伦理之说，而且又对名教与自然之间采取调和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