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治河方略探讨

　　《历代治河方略探讨》：　　资料缺乏，居今日而议四千年前的历史传说，自有难着边际之感。不过，“疏”与“堤”是治河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从下游两岸长堤出现后，堤虽永没废除，但直到明朝中期才明确地表白筑堤对治河的作用，直到清初才提出在“师古”的前提下“酌今”行事。大禹治水策略的影响既如此深远，自不得不试探禹、鲧治河成败的原因。　　首先，有人提出，孟子对于大禹治水已经作出了总评，即“禹之治水，水之道也”。那么，我们怎样看待这一评论呢？还应先从孟子的哲学思想谈起。　　孟子是我国战国时期的一位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认识论上，他宣扬先验论的观点。他承认有一种先天存在的知、能。他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⑩他认为，“学问”是一种单纯向内心探索的功夫，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学习。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就是说，学问没有别的，只不过把那迷失了方向的善良之心找回来罢了。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约略地明白，孟子这里所讲的“道”，并不是从对客观事物观察研究所认识的自然规律，而是一种所谓“良知”、“良能”的表现。　　再则，被后世所奉为“四书”之一的《大学》，**句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他们并且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尊为这个道统中的圣人。禹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这样崇高的地位，就足以说明，禹已经是把迷失了方向的善良之心找回来了，是一个具备“良知”、“良能”的人了。　　因此，对于《孟子》上述言论的含义就可作如下的解释：禹治水所行的就是“水之道”。也就是说，禹可以按照他的心意，“行其所无事”地治水，他所行的自然就是水之道。换言之，孟子所讲的“水之道”与水流的自然规律不是一回事。在孟子的这种认识下，共工、鲧和其他人所行的便不是水之道。其结果，许多人便抱着迷信的态度，不考虑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然面貌的变化，向往着恢复“禹河故道”，向往着“播为九河”的治水方法。其次是，抛开客观条件，单纯地就“疏”与“堤”来议论治河方略，抽象地议论两者的优劣。这种观点对于治河都起着不良的作用。　　那么，鲧治水失败，而禹治水成功的原因何在呢？　　根据传说，鲧、禹治水时间历经二十余年。但是，这二十几年的气象情况是难知的。只能认为这些年连续遇到暴雨，使洪水长期为灾。或者，黄河大流忽然改道，迁徙到他们所关怀和居住的地带。在这种情况下，鲧所采取的“作城”、“障洪水”的办法，防御不住高涨的洪水，抵抗不住急流的冲袭了。时值原始社会末期，居民点大都在滨邻湖河的较高地带。从共工氏起，大概就修筑了堰埂，把居民点以及附近的耕地，分别地区围起来了。就当时的生产工具说，如前所述，所筑堰埂的高厚，所填土质的坚实，都难以和后世的大堤相比，是可以断言的。鲧治水时，居民点也可能更多了些。他仍然采取共工氏的办法，依靠原始的土“城”，来障非常的洪水，可能就困难了。但他在多年与水斗争的实践中，没求改进，一仍旧贯，终以失败而告终。换言之，到了由原始社会行将过渡到奴隶社会的阶段，对于防范水灾的要求可能更高了一些，而当时“作城”、“障洪水”的技术条件则还有不足应付之处而失败了。　　大禹治水接受了这一教训，采取了“疏”与“导”的方法，就是使大河下游能够比较畅通、顺利地东流人海，已如前述。同时，他也采取了“作城”的措施。如在大平原上的许多低洼聚水地区的周围，修了障水工事，既用以防范水的扩大，又起着滞蓄的作用，如《尚书·禹贡》所载的“九泽既陂”。禹治水之所以成功，不是由于他的“良知”、“良能”，恰恰相反，应当认为，他是在总结鲧治水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调查研究、辛勤劳动和斗争实践得来的。　　《史记·夏本纪》载：“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从这里我们可以首先看出，禹治水是各氏族团结治水的事例。伯益是东方夷族的首领，后稷是管理农事的官员，同各路首领，率领广大群众治水。这样，即可汲取群众的治水经验，而且有各路首领协商研究，制定治水方略和具体措施。还用了*基本的测量工具“准绳”、“规矩”，以定地势的高下，经过长期的工作，才取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和发展农业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