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民国

　　《闲话民国》：　　婚宴的大操大办 在江苏武进，自民国以来，“往往有借旅馆及青年社行结婚礼者，此亦嫁娶从俭之好现象也。然而踵事增华，且有过于往昔。奁具必用红木，铺陈必用绸绣，始行之于豪富，近且中人以下，亦仿而效之。虽境况艰难，而高筑债台勿顾也”。　　当时，婚礼的铺张，不仅体现在嫁奁过于考究上，更反映在婚宴的大操大办方面。抗战前的一年深秋，常熟县警察局的侦缉队长为女儿出嫁举办了盛大的婚筵。为了显示自己的财富，在嫁女之前，他就发了不少请帖，邀请亲朋好友捧场。由于宾客甚多，他把城内所有的大旅馆都包了下来。其时，适逢国民党中央委员邵元冲来常熟，想开房间，不意旅馆到处挂着“客满”的牌子，便很为纳闷。当他得悉这是由侦缉队长嫁女所引起的时，大为光火。他把县长叫去，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还把警察局长和侦缉队长的职务都撤掉了。侦缉队长做梦也想不到，他为女儿大办婚事，竟然会遭到撤职的下场。　　侦缉队长嫁女遭贬，这在民国历史上大概也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为嫁女而大摆酒席，大宴宾客，则绝非个案。正因为这样，早在30年代初，罗敦伟就在《中国之婚姻》一书中指出：“文明结婚的仪式，现在流行很广，似乎得到了社会的赞同。可是被赞同的理由，即是因为它比较旧式婚礼好一点，简单一点。　　其实也是一样没有意思的……” 集团结婚 当今社会作为婚礼习俗革新的集体婚礼，也是肇始于民国时期。　　在半新不旧的文明结婚礼仪日渐暴露其弱点之时，民国前期，一种名为集团结婚的新的婚姻仪式在各地创行起来。　　集团结婚*初出现于上海等大都市，以后逐渐推展到桂林、常熟等中小城市。在上海，这种婚礼于二三十年代之交就由商界团体创办了。到1935年为响应国民党所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由社会局加以提倡后，它便在上海大规模地推行起来。　　1934年12月到翌年1月间，在接连3次的上海市市政会议上，市长吴铁城主持讨论并议决通过了集团结婚的施行办法，以市社会局名义在各大报纸上向市民公布。因是初次举行，1935年4月2日，上海举行了首届集团结婚的新人演习仪式，吴铁城亲临并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旧有的礼节太繁琐了”，人们因此“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和时间。甚至社会上还有许多人，将毕生省俭积蓄所得的钱，尽花于这些婚丧喜庆的人生大事上面……本政府有鉴于此，特提倡集团结婚”。他说，“集团结婚有三个大的目的：**是简单，第二是经济，第三是庄严，而其中尤以庄严*为重要”。　　翌日，首届集团结婚按时在江湾市府大礼堂正式举行。下午3时，在军乐队进行曲伴奏下，57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身着粉色软缎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的新娘，随着引导步入礼堂，分成两行。接着，由司仪报告双方姓名，每两对一次依序登台，向孙中山遗像三鞠躬，新人相对二鞠躬，向证婚人一鞠躬。然后，由证婚人发给结婚证书，赠授纪念品，并致证婚辞。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在广场上摄影留念。这次婚礼十分隆重，市长吴铁城、社会局长吴醒亚不仅出席了婚礼，而且分别担任了证婚人和仪式主持人。至于围观的市民，更是人山人海。　　他们争着观看的，不光是新郎新娘，更主要的是集体结婚这一中国婚姻史上的创举。当时，中央宣传会电影股，美国派拉蒙、米高梅等影片公司都派员赴沪竞相拍摄婚礼的新闻影片，并以*快速度传递到各大都市放映，使外人一睹这世上少见的婚礼。　　集团结婚在上海首先推出后，社会各界的反响极为强烈。仅上海一地，1935年就组织了5次这种类型的婚礼，参加者达399对。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行政院明令内政部于1942年11月1日公布施行《集团结婚办法》，饬属省市政府遵办后，集团结婚的影响更趋扩大。　　民国时出现的集团结婚，大多数是由政府或社会局出面主办的，当然也曾出现过一些商办形式。在汪伪统治时期，上海就出现过一些商办的集团结婚，主办者往往邀请林康侯、袁履登、闻兰亭作证婚人。及至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成立，商办的集团结婚便趋于完善。上海市国民联合节约婚礼社成立于1947年11月。它由朱彪等发起，吴国桢、吴开先、王晓籁、徐寄痪、潘公展、颜惠庆、杨虎等头面人物赞助。　　其宗旨称：“本社以*新姿态为国民服务，每月举办联会婚礼若干次，以节省结婚之时间费用，并得在*高尚之礼堂举行*隆重之结婚仪式”，俨然以婚礼改进派自任。但是，他们主办之集团结婚，与民政局等官办的集团结婚一样，确为民国婚姻礼俗的改进开辟了新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