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作狂欢

内容简介

《硬作狂欢》收录了郝建近年的艺术评论，评论对象涉及近年热门的电影、当下风行的历史剧、各大小电视台热播的日剧、来势汹汹的好莱坞及好莱坞模式的电影等等。这些评论力图把观点牢牢地建构于当下的中国语境中，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批评精神和智力成分。作为舶来品的大众文化研究与批评曾经长期深陷西方理论的围城，丧失了本应具有的鲜活生命力，*终脱离了现实的文化语境，成为知识分子站在围城的墙头上居高临下的俯瞰和自说自话的臆想。而郝建则力图走出围城，不戴“有色眼镜”地审视之，以对社会和人性的真诚关注为基本平台，彻底摆脱了理论术语的操练与话语表演。这种价值取向使得他努力引领读者“走出瞒与骗的大泽”。

　　商业性的大众文化在民间中的强势与在主流媒体和话语中的弱势是一种吊诡的事实。它承担着严重腐蚀传统人文精神等罪名，让人忧心忡忡，然而它继续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发展壮大，有人甚至称商业文化的时代是“众神狂欢”的时代。郝建称之为“文化上的错位强势”。他看到了繁华热闹的“众神狂欢”中个人的缺席，“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预设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这种被限制的狂欢实质上是一种美学齐步走，一种集体主义团体操，一种硬做的狂欢。歌舞升平的众神狂欢背后小人物的悲凉与困境依然存在，却鲜有人关注，文化中的真实境遇被回避，其中“话语英雄的被阉只是我们民族失语症的典型例证和可见的惨烈意向”。在一个貌似风花雪月的时代，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会被表层假象所迷惑，他们从流变的社会现实中洞察到动态的危机。《义和团病的呻吟》一文尖锐地指出“在今天，有的歌声并不能哗众取宠，却能在另一边讨到好处。对美滋滋、乐陶陶的人群当头棒喝，以此追求登高一呼的自我感觉。那是典型的传统圣哲型知识分子心态。”对应当具备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如何利用“迷糊和曲解”真相谋求主流体系认同的现象，郝建不留情面地予以批判，甚至不遗余力地抨击和鞭挞，这在《张艺谋的退场秀》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也正是基于一种普世价值观，他对真正扎根民间的文化却大张旗鼓地加以弘扬。对好莱坞电影，动辄乱棒相向或痛心疾首都起码缺乏客观的态度，与其声讨大众的追捧，不如反问大众追捧的原因何在。因为只有破解了强势文化之所以“强势”的密码，才能让暂时处于弱势的文化走向强势。这种态度贯穿在郝建对好莱坞的思考中。好莱坞强势的“密码”就在于它对具有普泛意义的商业伦理的尊重和表达。其实与其说郝建是研究好莱坞，不如说他更偏重通过好莱坞电影和它在中国的接受反应，来透视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问题。中国现实始终是他的落脚点。

前言

自序 应该是在1979年吧，不知道哪个从香港回乡探亲的“表叔”在尼龙伞和的确凉布当中偷偷摸摸地夹带了一盒邓丽君的盒式录音歌带。从那天开始，大众文化从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的中国内地上再次生长起来。那是怎样的一种从头再来啊。 这里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幸运的，我们亲眼看到研究对象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我们眼前生长起来。这是全世界的文化研究人员都没有经历过的独特而奇怪的情境悲喜剧。自从那一类歌带被**次从香港带人中国内地开始，大众文化这个东西出现在我们眼前。这个情境是很有趣味的：我们与研究标本一起成长起来。对于这个研究对象，以前我们只是在书本上模糊听说过，只是在文人学者和官员的诅咒、唾骂中隐约得知它的面貌。蓦然回首，我们发现自己居然是眼看着它从无到有，如今已小有蔚然之势。 这里的文化研究工作者是尴尬的。文化这个研究对象在当下中国内地的社会中呈现一种极其缠绕、多种形态共生的复杂态势。各种文化形态和话语以十分怪诞的形式表演着，它们互相压制、抵触；它们或闲庭信步，或小心翼翼。对它的言说也呈现为一种纷杂、喧嚣、有理无理都要声高的话语征战。其影响和意义，对言说者和对社会，都绝对超出文化之外。今日中国主旋律文化和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并存和彼此消长、复杂镶嵌的格局具有十足的中国特色。对这种文化格局的观察和言说十分困难，我们的这部分话语空间也经常被言不由衷、生搬硬套和削足适履的话语沙尘笼罩着。对我来说，这种言说是十分艰难而又危险的。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内地的文化生态被描述为大众文化兴起继而泛滥的年代，还有人将这一时期描述为各种文化齐乐乐、各种趣味和文化形态共同繁荣的时代，有的人将其看作是“众神狂欢”的时代。比较时髦的说法是：大众文化，或者叫商业文化，已经成为*强势话语，它已经泛滥成灾；它与全球化的经济秩序一样，已经成为腐蚀我们民族文化、钳制我们集体发展的*主要威胁，它几乎要让那个传统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了。 但是，在我的眼里，大众文化还处在十分初级的阶段。这仍然是一个主旋律文化长袖善舞一马平川好唱歌的时代。看看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黄金档的电视连续剧和大抒情MTV就知道，我们这里*有影响、占据了*大的资金和渠道资源的，还是上级管理干部的趣味和主导文化那种灌输、指引、导向、教诲的艺术品位和生活道理。 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文化上错位强势的形态。在民间，在大众的自然选择情况下，商业文化的确是强势的。商业文化符合许多人的本能反应，它满足了我们的通俗或者庸俗趣味。可能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对我们心中许多阴暗、卑鄙，甚至危险的欲望也都承认并且试图加以表现寻求某种驯服和超越。然而，在中国，如果把主导媒体和政治导向话语的机制考虑进来，商业文化立马就是弱势，它到今天还是个小媳妇。它经常要挨两巴掌．它随时要学会忍气吞声。随时闭嘴。 哪里有这种狂欢?这是看不见个人的狂欢。在这种狂欢中，我们把规定设计好的趣味当作快感，把机械艺术规范的演绎当作创作，把向中心单一价值观的驱赶当作真的是大众自己的自由选择。看看张艺谋的《英雄》就知道，这种集体主义的团体操不是狂欢。看看那几个可以教育好的第五代导演就知道，曾经在文化上向自己父亲说不的荆轲在忙碌于呵护秦王的高大形象。曾经在女儿楼中寻找失落的女儿心和女儿性的导演在拍电视剧替雍正王朝宽心：你先来个“海雨天风独往来”，不要管那“也难说身后骂名滚滚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古代的种种帝王慈悲故事被用来娱乐今天、解释今天、开导今天． 《荆轲刺秦王》开理解君王、远离人道主义的风气之先，经过《雍正王朝》、《康熙帝国》，我们跟着编导们一路跑到《英雄》。借古颂今、精心呵护帝王形象的古装主旋律被拍得洋洋大观，蔚然成风。……

节选

作者简介

郝建，1954年5月出生，电焊工出身，现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电影、电视及大众文化理论的研究，业余参考与电影、电视的创作。出版专著《影视类型学》。编剧的作品有：《紧急迫降》、《雪夜惊情》；电视剧《真空爱情记录》、《汽车城》、《我不是羔羊》、《冲出绝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