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庙城隍-老上海

　　《老上海邑庙城隍》：　　城隍庙的珠宝古玩市场 珠宝玉器是稀少而又昂贵的消费品，过去，珍珠和玉石的产量很低，珠宝玉器的价格就显得更为昂贵了。珠宝玉器的消费对象主要是富人。因此，只有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才有珠宝玉器的加工作坊和商店。　　鸦片战争以前，上海的城市经济虽已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但是与江南的其他发达城市相比，就显得落后多了，所以，1840年之前上海几乎找不到专业的珠宝玉器商店，上海人要买珠宝，必须赶到二百里外的苏州才行。　　南京是六朝故都，明初，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永乐后京畿虽已迁往北京，但南京仍是明王朝的陪都，是江南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政治、军事地位虽不及南京，但几千年来苏州一直是江南*富裕的地区。南京和苏州是江南*富裕的城市，珠宝玉器的消费量大，也是珠宝玉器业*发达和集中的城市，并形成了京（南京）帮和苏帮珠宝业商人。　　1843年上海开埠后，已有少量的珠宝业商人进入上海。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攻占并定都南京，珠宝玉器是贵重物品，珠宝业又是主要为达官贵族、巨商富贾服务的行业，所以，珠宝店就成了太平天国*先打击和抢夺的对象。在太平军进攻南京时，就有大批京帮珠宝业商人随同逃难者进入上海，“咸丰三年，岁在癸丑，粤匪（对太平军的诬蔑之词）陷金陵，其后豕突狐奔，蹂躏十余省，东南完全者，独上海一隅。其在江宁也约千里，乡之人昔懋迁于此者有之”（《创建上海江宁七邑公所碑》。江宁公所在新闸路456号，在建南北高架时拆除了）。有相当数量的南京人进入上海后，择上海县城南门外定居下来，逐渐形成了一条以南京人集中居住的街区，于是，这里就被人们叫作“南京街”。　　当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时，已有相当一部分苏南商人也随逃难人群进入上海。1860年时，以忠王李秀成率领的太平军东进，先后攻陷了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苏南的大部分城市，于是，又有大批苏帮珠宝业商人进入上海，他们择城北侯家浜（今侯家路）一带设摊做生意。珠宝玉器是价格昂贵的商品，鉴别珠宝的优劣和真伪又是一门极为高深的学问，有些奸商利用消费者缺乏对珠宝的识别能力，使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的手段牟取暴利，这不仅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毁坏了市场的信誉，而且还直接破坏了市场秩序和损害了守法商人的利益。同治十二年（1873年），以沈时丰为首的苏帮珠宝商人发起成立了一个叫作“珠宝业公所仰止堂”的同业机构。这个“仰止堂”名取得非常得体。《诗经》中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句子，其大意是：“伟人崇高的品德犹如高山令人敬仰，他的品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同时，“玉出昆冈”，美玉产自大山，是石的灵魂。“仰止”即告诫珠宝商人应该有玉石一样的高尚品德。　　设在侯家浜的珠宝业公所仰山堂也是珠宝市场的管理机构，章程规定：“不论珠宝翠玉，凡属赝品，概不准携入销售，致为本汇市名誉之累”，绝对禁止伪劣商品进入汇市。仰山堂还是一个珠宝的鉴定和仲裁机构，客人如对该汇市出售的珠宝质量和价格发生疑问，可以到仰山堂的指定机构重新评估和仲裁。珠宝业公所仰山堂及珠玉汇市的建立，改变了上海珠宝商业的形象，促进了上海珠宝业向健康、繁荣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商人的守法经营。　　侯家浜珠玉汇市的兴旺，又吸引了原来分散经营的京帮珠宝商向侯家浜转移，由于京帮商人不愿受苏帮的仰止堂约束，于是，京苏两帮的矛盾开始发生，并日益深化。光绪中期，珠宝业公所仰山堂计划创办一所同业子弟学校，要求各帮商人根据营业收入交付捐款，部分京帮商人认为京帮商人子弟须入该校求读者不多，拒绝交付捐款，于是双方发生争执，并从争执发展到冲突。上海知县为了维护市场和社会秩序，只得下令关闭汇市。1908年秋，新上任的上海道蔡乃煌出面组织调停，双方才达成妥协，双方协议：京帮承认珠宝业公所仰止堂以及珠玉汇市属苏帮产业；苏帮同意，以五年为期，京帮必须建立自己的汇市，在京帮汇市建立之前，苏帮同意京帮商人仍在珠玉汇市中设摊营业。就在此协议生效的第二年（1909年）侯家浜填河筑路工程完成，沿路有若干空地，于是苏帮即集资二万六千余两购进原汇市对面的空地重建汇市——新珠玉汇市。为避免与京帮的冲突，又另建了珠宝业公所韫怀堂。“韫怀”一词出自西晋文学家陆机的《文赋》词句，讲：“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藏有美玉的大山才显辉丽，怀有宝珠的深水更显妩媚。几乎在此同时，京帮也集资购进原仰山堂的北面建立自己的汇市和公所，公所即沿用原珠宝业公所仰山堂旧名。　　民国以后，根据《公会组织法》之规定，上海同业中必须建立同业公会，以替代原来的同业公所，于是原珠宝业公所仰山堂和韫怀堂同时解散，另行建立统一的上海市珠玉业商业公会，址即今侯家路26号，即今上海玉石雕刻厂厂址。原汇市分别称振兴珠玉汇市（今侯家路73号）和新珠玉汇市（今侯家路25号）。解放后，政府提倡俭朴生活，珠宝玉器是高档商品而销量下降，原珠玉汇市也被改作他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