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第9册

　　《中国近现代历史名人轶事集成（第9册）》：　　“打鬼”更是要紧 现在好多报章杂志，都是在批判胡适，“为什么大家都批判起胡适来了”？青年诸君也许要有这样的疑问。这个疑问并不难解答。我们可分作关于批判和关于批判胡适这样两层来说。　　关于批判自身，我们知道批判是普遍必需的。我们对于一切的言论都应该普遍使用所谓“批判地接受”这一个态度。能够普遍使用这一个批判的态度，去应接一切的言论，我们才会随时随地注意严正地去取——去了里面所含消极的退步的因素，取出里面所含积极的进步的因素——才不致毫无别择的连毒带药囫囵地吞下，或连毒带药地倒掉。这种批判态度因属普遍的必需，但作日常补品吃的东西，更其必需。因为这样的东西，*易使人受害。而受害的人又必*多为多数人思想上为卫生起见必当将那毒质成分特揭出来，叫人谨防。像胡适的言论，便是一个模范的例子。　　胡适言论的毒质，一在于他的思想方法本身，一在于应用那种思想方法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上，胡适口口声声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说“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敢断言，休想站得住”。其实他的方法是很平庸的。他的方法，就是所谓实验主义的方法。里面含着以意为之的色彩非常浓，根本不是什么可以把握客观真理的方法。加之他所崇奉的真理论，又是不承认真理是客观地存在的，认为其只是主观地创造的。他说：“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人造出供人用的，是因为他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他们‘真理’的美名的。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和我手里这张纸，这条粉笔，这块黑板，这把茶壶，是一样的东西：都是我们的工具。因为从前这种观念曾经发生功效，故从前的人叫他做真理；因为他的用处至今还在，所以我们还叫他做真理。万一明天发生他种事实，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就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他那功利主义的观念论的认识论，也正助长了他的以意为之的气焰，使他根本不相信世界上有所谓客观的真理。　　这种以意为之的方法和态度，假若只用在与实际无大关系的考据问题上，那还可以说与我们的幸福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他为庐山的一个塔做了四千字的考证，有人说他玩物丧志，他就像煞有介事地说：“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知道学问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贯的，一部小说同一部圣经贤传有同等的学问上的地位，一个塔的真伪同孙中山的遗嘱的真伪有同等的考虑价值。”虽然那种像煞有介事的态度未免令人难耐，但他总还教人注意问题。从某一意义上说，总还可说是进步的。可是他的这种进步的态度，这种教人注意问题的方法，只有在和我们现在实际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偶然闪现。若在与我们现在实际有直接关系的事项上，例如现在国家社会的问题，他就不再谈什么学问平等，注意问题了。为什么他的态度忽然变了呢？便是因为他怕奋斗，他从功效上看以为奋斗不如妥协投降有功效。所以他觉得“从前的观念不适用了，他就不是真理了，我们该去找别的真理来代他了”。所以人要谈主义，他就教人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只有他所崇奉的实验主义除外，那还可以选人《文选》叫青年每人都读一遍的）。及至人家要研究问题，他又教人知道那些问题是不成问题的。他教人抹杀问题，逃避现实。即对于眼下日本帝国主义得步进步的侵略，他也教我们不要抵抗，只去依靠那靠不住的国联和美国，他说“我们要对得住国联和美国”。他教我们准备牺牲，他说“我们要准备牺牲，要准备更大更惨的牺牲”。他说“即令日本的暴力更推进一步乃至千万步，即令日本在半年之内一年之内侵略到整个的华北，即令推进到全海岸线，甚至于深入长江流域的内地”还是不要抵抗。据说这是他的“良心”使他这样的。他说“我不能昧着良心出来主张作战”。他教我们等候，教我们无论怎样惨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荼毒，都得静静地等候，他说“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这是怎样荒谬绝伦的鬼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