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想之温暖

　　《缅想之温暖》：　　就在整整十年后的今年早春，又得耕老来函，急拆拜读，照旧一阵惊喜，好人好事再次降临：“施先生生前二十多年中，我与之常有书信往还，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古碑刻”，考虑再三，决定解决“孤稿”之危，准备影印赠送友人，也是对施先生的纪念。这种具有奉献精神的严肃而又有历史责任感的行动，对于一位米寿老人，不仅要有付出大量心血、敢坐冷板凳的坚忍毅力，还要甘愿付出节衣缩食的银钱为代价。　　我为之动情不已，这充分说明了耕老旺盛的生命力而足以延年益寿。　　就这样，我有幸先睹施先生这批手札，欣喜之余，内心却有些伤感。近七十通手札离不开谈碑论学，如能按我的私愿，这岂不是《北山谈艺录三编》吗？私意以为施先生肯定会为读者着想而允诺。现在自印本先行，使这批既有学术性又有谈艺情趣的手札，提前奉献给学界艺林爱好者们，成为学术之公器，是一件大善举，否则后果难于预料，我感到无比欣慰。眼下有此基础，正式出版应该指日可待，我想。况且，施先生很看重编辑的“识见”及“编得要好”。目前看来，耕老是*合适的**手的编辑人选，他老人家一切皆为“保护”“抢救”的目的出发，加上文物学识丰富、严谨忠实的编辑方式、善于听取各方建议，凡此种种，都为今后成为正式出版物，包括编入诸集，打下扎实基础。　　这批手札详细反映1975年至1997年间施先生的治碑生活和考古方法，从一个侧面实录了他考索金石碑版的部分研究过程，能了解施先生在这些年间是如何治文物学的，也能窥见一些具体研究方法。按施先生自己说法：“不像写信，倒是‘谈碑小记’了。”而耕老给我来信特别说：“对现在做文物工作的人来说，还是有启蒙意义的。”因此可说，这《缅想之温暖》能作为一种古代金石碑版研究方法的参考用书。而手札还有许多另纸“附录”，对嵩洛地区各时代的金石详细考释，据物证史，以史断物，引文征献，旁征博引，这样翔实的鉴赏和评析，对于收聚金石拓本者，亦为指导用书。同时，从中可了解那些年间开封地区文物考古工作的实际情况，对登封、巩义、新郑、新密一带许多重要的及新发现的古代金石碑刻多有记述，其中有些在古代金石碑版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这一角度来论，可视为一部“嵩洛文物外传”，称得上是文物考古的珍贵文献。　　耕老与施先生是“玩碑的同志”，他俩从事治碑考古的书信交往，完全是“互补”的交流。一方面，耕老说施先生来信“可算函授”，还帮助在沪收购资料，亦为“文革”后期的上海书画社、上海书店和上海博物馆供应金石拓本、文献古籍情况，留存了另一种记录；另一方面耕老身处田野考古前线，不断向施先生提供文物信息、考古实际状况及提供实物拓本照片。而我在读施先生手札时，常以不能同步读到耕老书信，得不到更为详尽情况和知识，引为恨事。说来也是缘分，前不久夜半，突然想起存有一份从前施先生给我的材料，是1982年7月3日耕老致施先生的信，与施先生复函对照阅读，印证了他俩“互补”的研究工作，很有启示意义。我立即寄给耕老编入书内，亦弥足珍贵。如能动员各方力量，群策群力，征集往还双方函件，进一步编集正式出版，又是一件惠及学林、功德无量的盛事。我希冀，我期待。　　为使豫沪金石缘保存一份记忆，耕老命我为《北山致耕堂书简》撰写序言，“这事成了我们三人的交往了”。言辞殷殷，使我惶恐数日，寝不安席，我哪有资格，岂敢报效；在那几天里，甚至惊动了开封桑凡老人专门打电话来规劝我要“恭敬不如从命”。对老辈的教导，作为小辈理所当然要认真遵行。于是，在我引以为荣，斗胆而写了如上赘言，尚希读者见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