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分
中国近代史:1838-1926民国权威畅销读本
豆瓣9分,由民国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写作。堪称“反洗脑”入门历史读物,但作为自由派学者,蒋廷黻在书中并没有大放猛料,而是把一个特定事件的前因后果讲得清清楚楚。
极度怀疑是被退货的书
还是88十本的活动,这旧的真的让人无语,书籍都磨出白痕了,封面和底封也是折痕还有翻阅造成的白痕,真的有点生气
- ISBN:9787222138858
- 装帧:简裝本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32开
- 页数:176页
- 出版时间:2016-01-01
- 条形码:9787222138858 ; 978-7-222-13885-8
本书特色
《中国近代史》蒋廷黻版为民国权威畅销读本。用明白通畅的字句娓娓道尽百年演变,写政治的抗衡、文明的冲撞,也写社会的规则与民族的惰性。
短短六万字讲透了近代中国百年间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正是因为抓住了本质,才同时做到“极简”与“极全”。
本书以轻松好读的方式提供了与教科书完全不一样的视角,对事件和人物做出了全角度的分析,如:
-魏源编著的《海国图志》,后被日本文人译为日文版,促进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
-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竟在湘军——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
-不要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700年以前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就建立了蒙古帝国。300年以前的满洲人对中国的侵略也不必说。在西洋,中古的阿拉伯人以武力推行伊斯兰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18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蒋先生所著,确确实实是一本人人都能读、也人人都该读的近代史。
内容简介
《中国近代史》是民国时代极负盛名的历史学家蒋廷黻,为青年学生写下的近代史通俗之作,成为一九三零年代国民读本。时至今日,重新审视这本书,人们依然为它的前卫、公正、开明折服。
-蒋廷黻是民国时期史学家、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然其一生从未加入国民党)。
—备受郭廷以、李敖推崇,是费正清的老师。
—典型的民国时代讲史风格,娓娓道来、通透全面、不偏不倚。
-一本极简之作,短短六万字讲透了近代中国百年间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
-一本普及之作,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事件和人物做出了全角度的分析。
-一本诚意之作,亲历历史的史学家,抛弃史料的堆砌与考据的乏味,为广大读者提供读史、懂史的趣味和可能。
-在历史中,一个人能知晓过去,还能看见未来。
-读史令人逐渐变得明智、宽阔,甚或自由。
目录
节选
义和团前后事 甲午战败,国人的激愤之情达到巅峰,一时间排斥异端尽驱洋人成为顽固分子主流思想。然而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中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地逼近北京。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旧社会的循环套 旧中国历朝历代似乎都要经历一个必然的循环:大乱之后是大治,其后再走向衰落与更替。没有一个封建朝代得以逃脱,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环境。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水平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疾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昌明吏治澄清的时代。后来慢慢地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此官吏的贪污亦大大地长进。人民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不幸到了清朝,加上帝国主义侵略,几乎是落到了循环套的底端。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1701)约有二千万,到了嘉庆五年(1800)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中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清政府有计划地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洪秀全及其拜上帝教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公元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做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中国社会的*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历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得到耶稣教传教士的宣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拜上帝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他的宫廷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本思想类似原始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疾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观念。 道光三十年(1850)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1852)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围湖南。他在长沙遇到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游进攻。他在岳州得到吴三桂留下来的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却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年(1853)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受做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住,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1856),洪秀全的左右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王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咸丰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翼王起见,下令杀北王,但翼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内讧,太平天国运动已埋下失败的种子。 曾国藩的奋斗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1811),比洪秀全大两岁。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却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曾国藩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争,但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仍就埋首于古籍中,是一个实践主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地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做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做到侍郎。他的知己固然承认其文章道德是优秀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曾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在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也没有政治势力做他的后盾。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一开始并不得志,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清政府,但清政府反而嫉妒他、排斥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衡州去避乱。*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时自己去筹饷。以后曾国藩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政府和官僚自动地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做事的机会和权力。等到别人都失败了,清政府开始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做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做浙江巡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1864)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相关资料
执中国近代史研究之牛耳。
——费正清
蒋廷黻先生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郭廷以
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
——李济
半个世纪以来,又有几本近代史著作超过了它?当今专为获奖的‘皇皇巨著’,通通加起来也不及这本书的分量。
——何炳棣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沈渭滨
在《中国近代史》中,蒋廷黻为我们大致描绘了近代中国的一个基本走向,他认为,近代中国不管面对多少困难与问题,但走向世界,不断拉近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差距,始终是近代中国的主题。这部书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分析框架和话语系统,是近代史科学化研究的开山之作,在不经意间将近代史学科带入一个新的境界。
——马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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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在这本书中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近代史,我们可以不完全认同他的分析,但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讲述有助于重新认识近代中国,重新理解一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新京报》
作者简介
蒋廷黻(1895-1965)
1912年赴美,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23年回国,受聘为南开大学历史教授,与梁启超同为南开大学历史系奠基人。1925年,调任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主政期间大力推进改革,一时陈寅恪、吴晗、萧一山等名师云集,堪称梦幻阵营。
1932年,与胡适、丁文江共办《独立评论》,成抗战前夕舆论引导性刊物。
1935年,弃学从政,以经世致用为理念关怀国家前途和社会进步,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
1949年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
1965年5月由驻美“大使”退休,同年10月纽约病逝。
在政界,他被誉为国民党官员中“*知外交的人”。
在学界,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山之人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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