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亚洲文化价值观的历史变迁》：　　大众观点来看，“亚洲价值观”争论是20世纪90年代的产物。这一看法并不十分准确，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是“亚洲价值观”争论首次登上世界舞台更确切。争论的突然爆发的主要原因似乎集中在一系列独特的事件上，它们在20世纪90年代困扰着亚太、欧洲和美国。那时，西方对政治和经济领域抱有前所未有的自信。它刚打赢一场冷战，市场不断扩大、成长并越来越开放。在这个令人陶醉的氛围中，20世纪90年代东欧突然向民主的转型催生了一个观念——世界正处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一些学者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民主化浪潮”就已经席卷了世界，包括南欧和伊比利亚、南美和拉丁美洲，甚至近代非洲和东亚的一些地区。3关于中国走向民主的可能性，欧洲的精英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弗朗西斯·福山在宣告“历史终结”理论时，显现出非常自信。然而，重要的是，他试图将假定的自由主义胜利当作必然的结果。当认为这是必然结果的时候，它会把历史当作一个旁白者。就像电影预告片一样，历史仅仅是上映前的“开胃菜”，在这种情况下坚持政治经济自由主义是徒劳的，必然性只能借助于发生后的事实而产生。否则，即使我们发现了弗朗西斯·福山理论基础的不确定因素，但仍然没有理解其观念的全部内容：自由主义本身并没有胜利。然而，关于“自由民主是政府能完整生存到20世纪末的唯一形式”这一假设的前提，弗朗西斯·福山宣称*后的胜利不是来自自由民主的实践，而是来自“自由的构想”。除了忽视了非自由领导人的贡献和力量，弗朗西斯·福山还犯了混淆自由主义和民主思想的错误。如果弗朗西斯·福山曾经主张过民主思想是唯一能延续过20世纪的合理政体的观点，他就有一个理论的前提，因为实际上每个政体都要求代表人民的民主意愿。但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意识到的，民主思想不是自由主义，并且它们都可以独立存在。　　然而，宣布取得了冷战的胜利后，现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资本家”（即跨国公司、对冲基金和银行的管理者）摘取了胜利的果实，并取代了为刺激战后经济秩序产生的仅存的国际社会民主精神。战时和战后一致同意重建欧洲、协助发展中国家以及建立规范的可托管的国际化金融贸易体系，于是产生了布雷顿森林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衍生的马歇尔和可伦坡计划。这个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解体了，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精神完全压倒了原始推动力的*后残余，这件事的标志是1993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跟所有的布雷顿森林机构一样，被专门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成员的就业。另一方面，世界贸易组织的目的是清除贸易壁垒。　　自由主义者思想产生了惊人的转变，尽管在富有争议的“民主思想第三世界”中没有那么强大，但在整个欧洲、北美、南非、亚太和澳大利亚地区，撤销管制规定、“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保守党现在倾向于在经济自由主义的“祭坛”上牺牲社会稳定和渐进主义转变；劳工党为了国际市场放弃工人和公共事业；农民党（至少是澳大利亚的）放任农村工业和基础设施的摧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所有“亚洲价值观”争论的参与者来说，非民主思想甚至是社会主义的东亚国家在建设以市场和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的成功事例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意识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经济思想意识领域这些矛盾的*终结果是在政治和经济思想认识领域产生自由主义霸权，但弗朗西斯·福山并不满意这种形式的胜利。民主思想几乎是在21世纪维持霸权合法性的重要力量，但没理由相信现在的存在于经济或政治的自由主义霸权是永久性的。一旦有人意识到自由主义对“胜利”的有限作用，以及胜利并不是必然的，就不难发现历史还没有终结，只要人性未泯灭政治和经济就可以继续发展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