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

　　2004年深秋，我们沿着细若游丝的古道登上高黎贡山，古道无名，在靠近山脊之处有一座倾颓的老屋，是更古老的岁月，好心的道士们为了过往的路人施舍免费姜糖水的场所，叫做北斋公房，往南十几公里的另一条山道上亦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叫南斋公房，于是，南、北斋公房由此成为穿越大山的两条古道的名字。　　山顶风很大，人就像一片树叶被大风推过山口。那么大的一架山，山脊像刀背一样薄，翻过它的时候，日军是守方，凭借着经营了将近两年的工事要塞，阻挡反攻的中国军队。那是1944年5月，待命滇西的中国远征军为了配合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打通滇缅公路，主动发起怒江战役。战役在5月11号深夜发动。那一晚，数万中国军队静悄悄地渡过怒江，使用了美军援助的橡皮船，整个渡江过程数万官兵只淹死了一个人。　　在北斋公房一线率先渡江的是陆军**九八师，师长叶佩高。在开始滇西抗战的调查之前，我们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而**次知悉他，是在1999年的腾冲县城。此县偏处滇西极边之地，但却是中原汉文化延至西南边境的*活跃的末梢神经。诗书礼义，忠孝贤良在这个地方年纪稍长的人都能扯上几句，而且说的时候很认真。腾冲人很自豪本地的历史。一百年前，腾冲玉石贸易甚兴，英法德三国都在这个边僻小城设有领事馆。那时，腾冲一年的边贸额据说不输广州。更让他们骄傲的是抗战。腾冲是中国军队靠自己的力量在八年抗战里光复的**座县城。为了这个光复，九千多远征军官兵、三千日军与美轮美奂的古城玉石俱焚。距城三公里的和顺乡奇迹般地逃过此劫，至今粉墙黑瓦，画栋雕梁，让人依稀窥见当年县城的风华。腾冲人说，他们真的是舍弃家园“焦土抗战”的典范。　　那年住的政府宾馆有一个小花园，临睡前去踱步，却见树影掩映之后有一道阶梯通向楼后漆黑的深处。好奇驱使我走到小楼后，月光下，荒草中，耸立着一座几与二层楼齐高的纪念碑。就着依稀的月光，看得见碑身上面的四个大字：“还我河山”。碑铭详细地讲述了这支部队历经血雨腥风，从倭寇手中夺取腾冲的事迹。那是陆军**九八师的抗敌阵亡将士纪念碑。　　叶佩高就是**位渡过怒江的中国将军，那一刻他肯定只会想到接踵而至的恶战，而且胜负未卜。因为与日军七年的正规战打下来，中国军胜少败多，加上上峰决策的反复无常，谁能算定此战必胜呢。他从橡皮艇迈上怒江西岸的脚印，本应拓了模收藏在博物馆里，那是叶佩高将军一生中*非凡的一步，因为自1840年开始的一百年间，还没有一位中国将军得此殊荣。一百年来，中国军队在那一天，在此地，**次发起了对侵略军的战略反攻。　　从渡江地点至西岸的高黎贡山脚约十数公里距离，便是与日军的接战。西岸的日军已是足足养了两年，在远征军立足未稳，立即派精锐从山脚屯兵处逆袭而来。今天再回想，顶不顶得住日军逆袭的那一小仗，其实足以定乾坤。中国军队正是强敌两年前的败兵。当年日军突破中缅边境，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守军狂泄如水，幸亏有怒江，幸亏有一江狂涨的春水，仅有的惠通桥在*后一刻被炸断，将日军止于西岸。　　远征军这只惊弓之鸟重整羽翼，就想飞过刀丛林立的高黎贡山吗？日军敢以不多的兵力突袭我军，算准的就是中国军队还未摆脱战败的阴影。　　果然，当一片亮晃晃的刺刀伴着毫无惧色的怪叫声扑面而来的时候，中国士兵的**个动作真的是逃跑。居然没有人记得向敌人开枪。攻守双方的角色在一瞬间就互换了。时任叶师长手下团长的陶达纲将军，曾回忆那段经历，站在叶师长旁边的一位副师长，高声发出**声命令：“卫兵，捆行李！”他要跑。　　英雄与凡人的差别其实就在此时。叶佩高本在看地图，部署对高黎贡山的进攻，他只是抬起头来，看了看手下败兵涌来的方向，对特务连长说：你去看一看，有什么事。接着忙他的。百年雪耻之战的胜败荣辱，就在这不经意间悄悄奠定了。连长带了机枪赶上去，陶达纲已经稳住阵脚，士兵们转而扑向敌军。几十年之后，他们回忆起师长，说起的都是那一刻的大将风度。　　小战毕，叶将军集合士兵讲话，专门讲了怕死的问题。我惊讶地发现，他在六十年前就曾一反东方传统观念，力主士兵应该怕死。他们部队长官与士兵的标准问答是：“弟兄们，你们怕不怕死？”几千人齐声回答：“怕死，不怕日本鬼子！”他让士兵们不耻于怕死，是提醒官长珍爱士兵的生命。他在激励士兵们不怕日本鬼子，则是要士兵们英勇杀敌，忠贞报国。　　那个时候，一九八师与日军以机枪互射，怎么打都有严格规定。叶将军亲自制定标准，鬼子打点射，都是三发：“叭、叭、叭。”他告诉大家，鬼子在威胁我们，问你“怕不怕？”我们回射时要两发两发地打“不怕，不怕。”这样既节约了子弹，也向对方表明了勇敢的意志。　　在高黎贡山脚下，我们寻访到一位叫田乐的老人，远征军反攻时，他任当地的甲长，为部队带路。他见过叶佩高将军，是因为一头牛。　　那时中日两军激战正酣，高黎贡山山形陡峭，林木丛生，远征军每一进展都要付出极大的牺牲。五月正是雨季来临之时，豪雨带来的泥泞让供给愈加困难，而空投往往只有一部分能到部队手中，其中大部都掉到深渊里了。一位负责供给的司务长下山采购，看到老百姓家的一头大黄母牛，没付钱就把牛拉走了。当地百姓在日寇统治下煎熬了两年，至今回忆起日军还是咬牙切齿的，也愿意配合自己的军队打过山去。当然，也是司务长贪心，那时候，中国军队里的贪污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位司务长牵着牛路过师部的时候，偏偏被纠察队拦住了。纠察队是师部派出，专门检查部队的风纪。盘问之下，司务长拿不出牛主人签字画押的采买单，被带到了师长面前。当时的规定是军队不许拉老百姓的耕牛，违反了是要枪毙的。田乐老者说，这个规定都向老百姓宣传过。　　师长亲自审案，当着众多官兵。拿老百姓那么大的东西不给钱，我们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叶佩高说要枪毙。司务长跪下来了，他讲横竖是死，师长您让我上前线吧，打日本死了，子孙也还留个芳名。那时腾冲县的抗日县长张问德在一旁，他也帮着司务长说话。师长说：好，但要看老百姓同意不同意，你去找老百姓，要有人来保你，我就免你一死。司务长连夜下山找到了田乐，求田乐保他。田乐因此见到了师长叶佩高。　　田乐老人回忆说，叶师长和老百姓说话总是笑眯眯的，还招待他们吃茶，一个劲替部下买东西不给钱道歉。“师长叫我把牛牵回来，我说：这是条老母牛了，他们也是来帮助老百姓的。后来师部开了钱，钱交给了牛主人。”　　那位司务长得偿所愿，走上前线，是不是战死，已无迹可寻，但他真要是英勇地战死了，也都无从知晓，风云动荡，以血报国的战死者们*终却没有光荣起来。　　在高黎贡山口，从西北吹来的云一翻过山，全部被风压到了地面上，一条一条的，像白色的龙在树林里钻。云雾弥漫，转眼又变了晴天。昔日的战场历历在目，比人深的战壕纵横交错，连接着功能分明的散兵坑、机枪掩体和炮阵地。一个甲子的岁月，当年的数万亲历者都已老矣或逝去，那双方厮杀之地却还如此新鲜。只是战壕里长满了碧玉般葱郁的翠竹，还有几棵树，都有洗脸盆粗了，那土肥呀。争夺山口，双方阵亡千余人，大多都死在这片阵地和不远的开阔地上。　　高黎贡山北斋公房山口，海拔3200米，这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拔*高的战场。当年抢夺此地的血战，今天已无法描述。上山之路我们空着手走尚且心惊胆战，何况山上弹如雨下呢。山顶打下来后，战时的美国新闻处曾出过一个小册子，册子上说：开战两周，就有二百多匹从印度运来驮弹药的骡子坠崖而死。除了坚韧的中国士兵，没有人能越过这样的天险。叶佩高的铁血之师攻破了这道天险，那时候，象征正义大反攻的诺曼底登陆还要过几天才开始。　　这本来是何等的荣耀，当中国军队冒死攻顶把自己的国旗插上世界反法西斯的战场之巅，他们的勇气曾让整个同盟国振奋。这山顶上本该有一座雄视世界的纪念碑的。　　三个月之后，腾冲光复，收复**座沦陷县城的殊荣，亦应属于叶佩高的一九八师的弟兄们。小小的一座四方城，争夺之剧，打到片瓦无存，用日本人的话来讲，守城日军“全员玉碎”。腾冲是中国的翡翠之城，自明代以来五百年的经营，无数的财富与文化积淀，使一座古城变成我们国土上*美的一块宝玉，真正玉碎的是腾冲，它用自己的粉身碎骨与中国远征军一起把侵略者碾成了灰烬。　　腾冲城将破之日，日军组织了一次决死突围，城墙的缺口里残肢断体的日本兵蜂拥而出，中国军队的自动火器像镰刀一样横扫着他们。突围者中只有零星几个人活了下来，吉野孝公是其中之一，他是卫生兵。脱逃十余日后，他被中国军队俘虏。当他知道自己是“全员玉碎”的漏网者时，觉得十分耻辱，决定以自杀尽忠，结果没死成。战争结束数十年后，他写了一本讲述腾冲之战的书，叫《腾越玉碎记》，为的是让下一代知道战争的真实与残酷。他专门写到自杀未遂后的经历。一位中国将军专门见了他，那位将军威严而儒雅，他没有训斥企图自杀的阶下之囚，而是和蔼地对吉野孝公讲：你不能死，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战后的中国和日本都需要重建，你的祖国需要大量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书中，吉野孝公表达了对那年轻人。在书中，吉野孝公表达了对那人。在书中，吉野孝公表达了对那位中国将军深深的敬意。其实这位将军仅此两句话，就当令我们整个民族自豪。让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胸怀，才可以自称大中华。　　虽然吉野孝公并不知道那位将军的名字，但我总觉得那位将军就是叶佩高。　　腾冲县城的那座一九八师阵亡将士纪念碑在“文革”中竟然毫发无伤，有人以革命的名义将稀泥涂抹在碑身上，又刷上石灰，再四面写上“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之类的标语。正是牛粪和标语在那个荒诞的岁月里，以黑色幽默的行为艺术，保住了几千位殉国者仅有的尊严和光荣。　　2005年，为了纪录我们对盟军阵亡少校梅姆瑞战场墓地的寻找，我们又一次来到腾冲。晚饭后我从住处走到政府宾馆，照例走上小花园的石阶去拜谒那座纪念碑，这是我每到腾冲的必至之地。纪念碑周围显然已被精心整修过，栽植了一些花木。但纪念碑南北两侧空间都很狭窄，北面是一座二层小楼，显然是在革命年代里占用纪念碑台地建造的，南边则是宾馆的院墙，为了宣传旅游加建成了一座阔大的影壁，朝向城中心道路的那一面涂绘着腾冲有名的火山风景图片，影壁再南面是一个美丽而宽大的花池。从街上看，那纪念碑只露出短短的一截，不知内情的人绝想不到那是上千亡灵的魂聚之地。　　碑北面的那栋二层小楼似乎不是客房，但在朝向宾馆的那一面有一个门面，夜里会散射出暧昧的粉红色的灯光，几年前就是如此了。我每次经过那个门口，都会禁不住探头看一眼，都是几位慵懒的涂脂抹粉的村姑穿着各色半露酥胸的短裙坐卧其中，都会在看见我之后马上挺直腰杆，热情地招呼道：进来嘛，挑一个小妹。我也会客气地谢谢她们，然后走向后面的纪念碑。有一夜月光如水，把碑身映照的一片银辉，那天我恰好住在这个宾馆，我急忙奔回房间拿了相机又返回来。路过那个粉红色门口的时候，听到身后飘来讪笑声：还不好意思进来，假装去照相，谁在晚上走那条路呀！　　是呵，谁还会在月圆之夜的晚上走这条路去看墓碑，除了岁月的消蚀，还有人为的铲除，就像叶佩高这样本该在民族反侵略战争史上万古流芳的百战之将，但是，有如流星一般，在八年抗战里短暂的耀眼之后，他在历史上消失了。偌大中国，如今还有谁知道他？这种悲哀只属于这位被忘却的将军吗？　　蒋介石政权失败后，叶将军随军迁往台湾，等待这位抗日名将的只能是冷板凳，那岛太小，军人太多，何况官多兵少正应了将星如云的戏言，加上叶将军一生俭朴，不拍马屁，在蜗居台湾的岁月是肯定不得烟抽的。将军的当年旧部，曾追随他参加淞沪会战时的团长胡琏向老长官伸来援手，邀将军与他共驻金门，被叶将军拒绝了。幸亏他拒绝了，否则日本人都会看尽了中国军人的笑话。这位淞沪会战时的叶旅长和胡团长，这位滇西大反攻中的叶师长和三峡石牌血战中的胡师长，如果一起守了金门那个弹丸小岛，时时等待着对岸同为中国军队的炮弹来袭，岂不是演绝了亲者痛而仇者快的天下悲剧。　　将军在六十五岁时正式除役赴美，*终在失去所有记忆后告别人间，也从此彻底离开了自己以忠勇的生命拼死护卫的故国。这应该是叶佩高将军和所有与他相似命运的爱国军人们*大的不幸。　　在陆军**九八师克复腾冲阵亡将士纪念碑上，朝向太阳的那一面刻着四个大字：天地正气。　　让我们记住他。　　上尉张子文　　张子文老人小时候是少爷，县太爷的公子。他当年投考军校的时候，父亲正任云南昌宁县长。那时中日之间战云密布，一副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大打一仗的态势。消息都是通过报纸从遥远的东北和华北传来。那时的云南对于内地，是地老天荒般的距离，中日争端于北方，按说怎么样也碍不着云南的事，但少年张子文偏偏按捺不住自己的报国激情。他的父亲也不是官吏，而是读书人，在这个当口，县长父亲竟然慨然允诺自己年轻的儿年轻的儿的儿子，去投考军校吧，当兵卫国。　　听着八十五岁的老人讲六十多年前的少年往事，尤其讲到他父亲让他去当兵，让他去遥远的地方以生命报效祖国的时候，我悄悄地流了眼泪。这样的父亲，这样的抉择，让因此而一生饱受磨难的张子文终生无悔。　　遇上张子文老人真是偶然，也是运气。我们在保山市做调查的时候，为了省钱，曾托朋友找到和军分区有点关系的招待所住，那院子里有一间餐厅，既服务于宿客，也对外接待。去了两次，觉得价廉而味美，而且生意还很好。*有意思的是，那位餐厅的老板兼大厨是位极热心的人，他听陪伴我们的当地朋友讲要寻找当年美国陆军的故事，立即拍了胸脯：找我呀！细一打听，他师傅居然做过卫立煌卫总司令的大厨。　　第二天，在他餐厅的小花园里，我们有幸谒见了这位年届九十的名厨。老人带着浓重的边地口音，五句话我有三句听不懂，为了激励老人家的谈兴，还佯装照单全收的不住点头。心想反正孙敏也在，我不懂她懂，谁知一席话下来，孙敏竟然也听不大懂。至今只记得一个故事，当年年轻的厨师看美国人吃饭只用一把餐叉觉得不可思议，总想恶搞一把难住他们。于是先做了一顿面条，看他们怎么用叉子一根一根挑起来。想想那时年轻的前辈端上那盆面条时的兴奋之情，好戏上场了。结果，人家美国佬根本不分根，一叉下去，转两圈，一团面条入口了。大厨接着再烧了一盘豌豆，油光水滑，心想中国人用筷子尚要一颗一颗夹，功夫不好根本弄不到嘴里，看你怎么办。人家美国佬毫无惧色，把叉子当铲子用，一次一堆地送进嘴里，连称好吃。老人家讲的满面红光，他一点也不因为败阵而恼怒，而自觉受辱，反有一点为对方成功脱困松了口气的快乐情绪。所以，我想，他活到九十岁了还那样身心健康。　　中午，餐厅老板热情地办招待感谢师傅，把我们自然也捎上了，大家欢乐地围坐一张大圆桌，才发现席上还有一对安静而慈祥的老夫妻，尤其那位老先生，几乎沉默无言，但举止间透出儒雅与高贵。老板介绍道，保山一中的张老师，他也是远征军老兵。老人客气地笑了笑，仍未有多言。　　我们那次仍是为《寻找少校》纪录片做基础，同时也想再找到有关美国陆军在云南作战的更多线索，所以每一位“新”的老兵出现，我们都很兴奋。饭毕，我们就和张子文先生聊了起来。初初地看他，略显削瘦的仙风鹤骨，怎么样也和军人联不起来。结果，人家不仅是军人，而且曾以军人为**职业，从怒江中日对峙始，直到反攻完毕，老人一步不曾离开前线。　　年轻时的张子文肯定身体强健，加上好的家学根底，顺利地就读了中央军校，专习炮科。在军队的各个行当里，炮科的要求很高，尤其六十多年前，还没有导弹和电子战，甚至坦克在中央军还是仅供观赏的时代，炮兵是军中骄子。在外人眼里，从未知晓炮兵的高难度与专业要求，以为一临敌阵，万炮齐鸣，转眼间敌人灰飞烟灭了。殊不知在那个时代的战场上，炮是多么稀罕的重武器，而炮弹又何等金贵，中央军校炮兵实弹射击，打多少发炮弹是要*高统帅蒋先生书面签批的。远远的，敌人在若隐若现中聚集，有多远，有多大仰角还是俯角，天上有没有风雨，横风逆风还是顺风，用什么炮弹，什么型号的引信，多少号装药，一个因素考虑不周到，那炮弹都打不进敌群。何况你在找敌人，人家也在找你，那小群敌人完全可能是诱饵，你哪怕只慢一秒，你的炮位上就可能先落下炮弹，你再没有翻盘的机会。老人说，他是炮兵，很多人会想他在战时远离步兵的火线，而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怒江前线时肩上的千钧重担，谁都可以有闪失，一旦上级下令炮兵行动，无论进攻还是防御，你都要能应声而动，打得快，打得响，打得准。炮兵的闪失是致命的。我握着老人略显冰冷的手，没有告诉他我对他的体会。我也曾是一名军人，是炮兵。　　张子文军校毕业时，正赶上云南省主席龙云去向中央要人力支援，*主要是军事人才，云南籍青年张子文就回到故乡在滇军任职。那时候的中国很怪诞，说是中华民国，但军队却分中央和地方，就和今天的运动员一样。中央军由国家政府调遣，但多个省，尤其较为偏僻的省份，准军阀身份的地方诸侯都养着自己的武装。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云南和四川的地方军都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放行困兽般的红军过境，因为邻近的贵州兄弟王家烈就是因为与红军死缠烂打而被蒋委员长派遣中央军支援，中央军名义上帮着贵州驱逐了红军，结果不拿自己当外人的驻扎了下来，反使王家烈丢掉了地盘。所幸的是，中日战端一开，我们的地方军没有一家私寻自保，纷纷应声而起，与中央军携手保家卫国。可惜的是，地方军毕竟此前只是看家护院的近似团练般的队伍，一旦与日本那样超级能打的现代化军队遭遇，勇则勇矣，用伤亡惨重来形容都是自我安慰的词汇了。但云南省主席龙云是个有远见的人，他向中央要人就是要将滇军现代化。修筑滇缅公路也是这位说起来有点土的新军阀提出来的，事后看，这条路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张子文回到滇军，就在新组建的炮兵中任职，做了多久我没问准确，因为怕老人累，由着他讲，这些时段上的细节我们再没细问。战争一起，他们这批军事骨干迅即被调回中央军，重新编入战斗序列。张子文时任上尉连长。　　老人告诉我们，自1942年起，他就驻守在怒江前线，那时他们的炮还很落后。好在与日军中间隔着汹涌的怒江，那两年，双方其实就是互相盯着，出演中国版西线无战事。　　第二天，我们要去拍摄在保山马王屯的远征军司令部遗迹，我们提出请老人陪我们一起去，张子文先生立刻答应了。一路颠簸着开车，翻来覆去地问路，足足费了两个多钟头才找到马王屯，老人始终面带微笑地坐在车上，没有丝毫的烦躁与不安。马王屯还保留有不少当年的旧房子，老人肯定很久没有来了，但他一一指给我们，哪里是当年什么部门，美国顾问团在何处演电影。就在这个司令部里，青年军官张子文本已迎来了人生*好的岁月与发展机遇，他曾调任远征军总司令部做参谋，反攻开始时工作在这个地方。　　1944年5月，史称怒江战役的滇西反攻开始了。张子文所在的炮兵部队并未在开始攻击时随军过江，因为他们的装备过于落后，上级命令他们原地等待，新的美制榴弹炮即将运抵换装。在滇缅战场上，美国为中国军队提供了大量的装备与军用物资，具体的装备以中国驻印军为优，他们被称为美械装备，而怒江沿线的中国军队据称为半美械。我们在调查中逐步发现，这种所谓半美械在各个部队中仍没有统一标准，不讲武器，单是胶鞋都没有发到每一支部队，更不用说每一位士兵脚上。以我的感觉，怒江前线的北线部队装备远远好于南线部队，从渡江开始，他们就有重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并且用上了喷火器。但重炮没办法从古道弄过高黎贡山去，所以翻过山后在攻击腾冲时中国军队失去了强大的炮火支援。而南线的攻击部队其实是在一路打通滇缅公路的中国段，每前进一步，都可以将车载巨炮继续推进至下一个战场，可偏偏反攻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为他们配署足够的新式火炮。今天的我们无法判断当年的火力配置是否有问题，但起码南线部队是在缺乏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开始攻坚战的。到底为什么，这支号称半美式装备的军队中，大半人穿着自己编的草鞋上战场来完成民族光复伟业，只有当年负责掌管驼峰航线物资的官员们才知道真相。还有人活着吗？为了军人的良心，恳求您出来说话。　　在等待的时间，张子文接到调令，奉调为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部(长官部)作战参谋。能在那样高阶的部门任作战参谋，非有出色的工作资历和优异的专业水平不可，因为那是战争时期，参谋班子不是耍宝用的。*近这些日子，我看了若干描述张子文老人的信息，有讲他*高军衔是中校，也有讲少校的，但我们与老人交谈时，只听他说起自己任职连长，军衔上尉。因为他提到，他们连里有一位美军顾问，是中尉军衔，他们关系很好。如果调到长官部做参谋，有可能获得晋衔，但张子文应在1945年就离开了部队，所以晋升中校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无论官阶高低，只要调到卫立煌总司令身边工作，卫上将都会抽时间单独召见。我见过许多幅卫立煌上将的照片，大多都是他在怒江前线的，其中两张都是他与身边的参谋人员和卫兵一起在战壕边进餐，每人都端着小饭盆，围着简单的三四个菜，不像大鱼大肉的样子，总司令也毫无特别待遇，同样拿自己筷子在不大的菜盘里划拉。看着将军轻松走过烽火未熄的惠通桥那一幅，尤能体味仁者无敌的韵脚。张子文先生并未详述总司令与他的谈话内容，他印象尤深的，是临别时他给总司令行了军礼，总司令握着他的手，说道：“青年才俊呀，好好干！”好好干，在反攻侵略者的日子就是把仗打好，不贪生怕死，雪耻救国。　　在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部旧址，老人陪着我们走了许多路，说了许多话，看得出来他在怀念那个虽然烽火连天，但是壮怀激烈的岁月，在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位当年的俊杰终其一生只有这一次机会得以报效深爱的祖国，而且时间还那样短促。老人患有腰疾，稍微站的时间长就会痛，但那一天，老人站了很久很久，始终挺直着腰，就像仍是军人一般。老伴带点怜爱地搀扶着他，时不时悄声问：要不行就坐一会儿？老人只是摇摇头。送老人返回他们的住处保山市**中学时已是下午很晚，我们拿出三百块钱，说是给老人的劳务费，看得出清贫如洗的老两口坚辞不受，绝非客气。老太太试探地问我们，要不要到家里坐一坐？他们对我们去坐，比对钱珍惜多了。其实我们巴不得，只是恐怕他们累。老人提了邀请，又见他们兴致还高，当然欣欣然去了他家。　　小小的单元房一尘不染，不光干净，还家徒四壁。除了*简单的旧木制家具，印象*深的家用电器是老太太拿出来的一个陈旧的录音机。她想给我们放一段录音，和他们的快乐晚年有关。可我们真不敢听，心酸。忽然，老太太问道：你们想看老照片吗？我看见孙敏眼睛里放出光来，是张老伯的吗？是。老太太走进屋，捧出一个本子，从中拿出一张，只一张很旧的照片递到我们手上。**眼看到照片上那位一身戎装的青年，我真是五雷轰顶的感觉。照片上的张子文正是军校将毕业的时候，他坦荡清澈的眼睛眺望着远方，那是国家栋梁才会有的坚毅目光，那位军人的眼神告诉我们，他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为自己的国家献身。老太太喃喃道：他年轻时候喜欢照相呢，可惜不敢留，都烧掉了。都烧掉了，真实的历史痕迹。从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改变了信仰，把对家国天下社稷同胞的责任感偷偷换成了政治上的随波逐流，以至于让每一个人再不敢珍惜几千年道德文明中都属于光荣的忠诚呢？　　滇西反攻结束后，张子文脱下军装重回学校读书，只不过这次他是进修英语。以前我曾认为张子文离开军队是预感内战将起，不愿继续从军参加内战，故而退役。细细分析这是不准确的。滇西战局结束后，中国远征军有一次大裁撤，有约一半的官兵被遣散。那时全局战场盟军已呈压倒性优势，本想在中国大陆发动的以中国军队为主的陆地决战已无必要，因此原拟于怒江战役之后调回东线重投战场的远征军就超编了。远征军不复存在，长官部当然撤销，成建制的裁撤与缩编均在下一级集团军首长治下由中央钦定，这个过程时任十一集团军司令黄杰的日记中有详载。以张子文当时所居的官职，是不可能在抗战尚未结束的时候预感要打内战的，那时候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人，军队中并无反共宣传与教育。很多当年老兵说起离队都是讲不愿打内战，其实是冤怕了和多年洗脑的条件反射，那么无畏于民族独立战争枪林弹雨的勇士悄无声息地学会了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以张子文的能力与位置，他谋求留在部队当为不难，因此他转往地方应是主动之举。我觉得以那时他的抱负，国既已拯救出苦海，则重建中兴需要人才，因此他要再次学习建设而不是战争的本事，用新才干报效和平祖国；再则张子文当时已有妻子儿女，都在滇西，他心里肯定不愿分离，换了我也一样。想透了，以后我不会再想当然地把不愿打内战的高帽子给老人们戴上，不光荣。　　一年多之后，内战打起来了，刚离火海的家国重回风雨飘摇。张子文没有再次从军，他选择了远离自己人的战争，此时的仍留地方当是老人的主动抉择，因为那时的国军是再一次急需军事人才的。重新补习过英语后，张子文是否即往保山市一中任教我没询问过，因为访问老人的本意原是要听美军顾问的故事，没把老人当主角。云南一家官方媒体也播出过张子文老人的故事，说老人学习英语后任教保山市一中，专心育才，一直奋战至七十四岁才退休。看到那段至今堂皇地挂在公开网站上的文字，我欲哭无泪。老人真有那样的好命，当是民族大幸！　　张子文老人告诉我，那是1956年，仍在授课的他被叫去“谈话”。如此中性的谈话一词从此改写了老人的命运，那一年他适值风华正茂的三十六岁。黑暗骤然开始，没有预警，没有权利的告知，没有申辩的机会，因为根本没有审判，不需要审判。那黑暗一声不吭地延续了二十六年！　　我望着那样平静地叙述往事的老人，心里压抑得将要窒息。我相信抗日军人们不惧怕身体的苦痛，他们恐惧的是无人可以抗拒的颠倒黑白的权力。他们曾经那样无畏地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用双手捧给挚爱的祖国，可是，这个被解救的国家用*小的一根手指，就把他们扫入无底深渊。那*黄金岁月的二十六年，张子文并没有站在讲台上，而是无比卑微的苟活于倘能称为人间的牢狱中。我几乎发呆地望着风中残烛般瘦弱的老人家，二十六年！我五十二岁生命的整整一半，热血沸腾的刚强军人怎么熬得过来，那要多坚忍的意志力才能让生命没有被自己亲手扼杀，那是望不见尽头的苦难呵。今天，我宁可原谅那苦难的造就者，因为他们也曾挣扎于政治对手的血腥清洗，恐惧使人疯狂。但我绝不原谅今天仍视民族苦难于无睹的任何一个人，要么你不要讲历史，要讲就要讲出不幸的真实，让我们的后代子孙再不要踩进那样血腥的陷阱。　　重回人生，张子文已经五十二岁，我们惯用的词汇叫平反，过去搞错了，今天还你作为人的资格。老人在狱中的二十六年，想必是不能温习英语的，不讲英语尚能留在历史反革命的队伍里，真讲一句英语，哪怕在梦中，恐怕即刻会升格为美国特务，那时勾连上美国对任何个人都是天塌地陷的大灾难，何况不由分说成了歹毒的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特务，只消一句英语，即便国家重光之日，也只剩昭雪的份儿了。老人能在与世隔绝二十六年之后重上讲台教英语，倒真是勇气与毅力的奇迹。在老人家里，仍然放着他买得起的几种英文书刊，收藏得很仔细。老太太告诉我们，张子文老人仍在不间断的地学习。　　我问老太太，张老伯入狱那么多年，您一直等着她吗？老太太摇摇头，她俩并非原配。她告诉我们：她曾是张老师的学生，是张老伯很早的学生。她长大后也嫁给了一位当年的抗日军官，那是宿命，前夫与张子文同样因为“历史反革命”而入狱，为了不牵累家庭，坚决地与她离婚了。张子文出狱后，家早已不在了，别人介绍了他们相聚，组成了这个家庭。老太太讲，前夫后来也写过信来，询问重新共同生活的可能，但老太太觉得与张老伯已是相濡以沫的感情，分不开了。　　我问张子文老人，因为爱国而从军抗敌，反而受了这样的冤屈，您后悔吗？老人久久地看着窗外，他长出了一口气，轻声说：　　“都过去了。”　　那一声像风一样轻。　　那次拜访张子文老人两个月之后，我们邀请的美国客人到了保山。其中两位是在滇西阵亡的梅姆瑞少校的女儿，还有少校的大女婿，和为少校主持战场葬礼的斯多德上校的女儿。他们几位沿着当年父辈和中国军队一起反攻的路线一路寻访之后，和张子文老人有了一次聚会。那天我不在场，听摄影师牛子讲，老人很高兴，几个小时的会面谈兴甚酣，他给盟军战友的孩子们讲述那场不朽的战争，他反复地告诉美国客人，没有她们父亲的帮助，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战斗还要延续很久。他说，他为自己曾是梅姆瑞少校和斯多德上校的战友而自豪。话语间，迟暮英雄豪情万丈，好似梦回吹角连营的战斗岁月，他没有讲述一句自己所遭遇的苦难，没有一句哀怨给自己的国家。　　我想象着，如果一位美国老军人与专程拜访的我们聚会，他的胸前会缀满如繁星般熠熠生辉的奖章，可上尉张子文胸前连一粒纽扣大的抗战纪念章都没有。但这一点也无损他的光彩，牛子说：客人们如醉如痴地倾听着老人的故事，为这个生活在云南大山中的老军人流利的英语和优雅的风度着迷，六十年前他和战友们已经用顽强、坚韧和勇气向世界证明过这个绝不向邪恶屈服的民族为什么不会亡国。今天，他用生命的余晖再一次告诉异国军人的后代，她们的父亲曾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并肩作战是家族的荣耀，而与这样的中国军人共同赴死是值得的。　　“少尉”叶进财　　叶进财老人的商店是个标志性建筑。　　我们临行前问李根志，怎样才能找到叶进财。根志说：好找！那条路边上只有一家店，就是他开的。　　那条路是一条土路，可以跑汽车，是从乡政府所在地通往*边远的一个村子。从黄家寨村委会出发，本以为抬脚就到的，结果一路走一路找，每一栋独立的房子都不是叶老伯的店，几公里下来，我们开始怀疑根志的记忆。本来就是下午，天甚至都开始暗的时候，仍然没有在孤零零的黄土路上看到那个想象中的店。　　延康目光锐利，不愧是摄影家，遥远的地方他看见一个背篓子的老人，从崖壁的石阶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来。延康说：那一定是叶进财。　　也只能是他了，那路伸向极远的地方，此后再没有建筑物的影子。再走近了，才看见贴在山脚下真的有一个“店”，那店藏得可好了，比一个矮小的老人都不显眼，在六十年前适合做把守这条道路的暗堡。　　老人真是叶进财。他客气地让我们进去坐。那店和戏台上的房子一样，没有墙。四根歪歪扭扭的木桩桩顶起一片单人床大的硬纸板，加上塑料地膜的屋顶。柜台占去三分之一，剩下狭窄的地面放着三个小凳，老太太坐了一个，叶老伯坐了第二个，剩下的地方要再坐进四个人去，有三个要腿挨着腿脸朝里坐在膝盖高的柜台上，真要那样子会很滑稽，六个大人像罐头里的鱼一样挤在四根全无遮挡的柱子里，天又没下雨。我们散漫地坐在了棚子外面。　　腾冲县上出了一部书，是讲当年抗战时的旧事，书的末尾有几十张仍然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照片和近况，叶进财是其中一位。根志说：叶老伯活得凄苦，他和老伴两位八十多岁的人，就靠这盘豆大的小店生活。本想着他们起码还有个店，看到了才知道，天下竟还有这样的“店”。那些弄吉尼斯纪录大全的人应该来，他的店可以创全世界*小*破的纪录。柜台上的货品少得可怜，有几瓶啤酒，没见过那种牌子，标贴纸粗糙而灰暗，很可疑的样子。旁边放着几小包饼干和点心，油汪汪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金黄着，那种东西，放到城里猫都不吃。台面上还有几个苹果，一副阅尽沧桑的样子。无法想象那苹果的口感，应该不比浸了一点糖水的烂棉絮好多少。　　来找老人并不是要了解战争的事，一路之上，打仗已经听得够多了。叶老伯的遭遇与别的老兵又不一样，本来也是苦挣苦熬着，但突然命运发生了变化。根志在县城里讲给我们：有一位北京来的记者，只身采访到叶进财，有感于老人的状况，回到家后决定每月给他寄二百块钱，一直寄到老人或他自己身故。而且，钱已经寄了几个月了。根志也是听说，所以我们来找老人核实这件事，对这个义举，我从心里很敬佩。　　刚一坐下，老人的盘问突兀而至：你们怎么知道我？警惕性很高，像侦察兵似的。被问的是李正，我们叫他李老师，因为他年纪*大，被我们恭敬地让到店里坐了。李老师恭维老人，县里的书上有他照片，所以约了我们来拜访他。按说种了一辈子田的人，加上历史不“清白”，老了被当成英雄登在书上，怎么着也应该有点感恩戴德之心。可叶进财不买这个账，他愤愤然地提高了声调：“出书，拿我骨头榨油嘛，也应该分二分钱给我花花。政府也来访问我，记者也来访问我，个个叫我老革命，过得像个叫花样。”我看见延康皱起了眉头，我也想到觉悟这个耳熟能详的词汇。就算你打过两天日本，真以为自己是老革命了吗？李老师一点也不着急，他耐心地听老人唠叨。原来那书出版了以后，县上也专门送给叶老伯一套，他虽然不识几个字，但书后面的定价还是看得明白。他知道了定价，再知道了印数，心里一算，不禁勃然大怒。他不知道书里面居然还有成本，何况今天哪个老土还看这种书，城里热卖的是年纪越来越小的女人们现炒现卖的床上故事，还有本人艳照。像登他的这种书，根本就卖不出去。　　让他知道自己的老骨头里其实没有什么油是挺费劲的一件事，冗长的解说之后，老人也释然了。他还是念着政府的好：“村干部对我是好的，乡上也关心我，一年也给我几十块。”人贫困到这个份上，亲不亲只有钱来分了。　　八十五岁的叶进财十八岁当兵，他清楚地记得离家的那天是1937年的阴历三月廿五，那正是战云密布而还没开打的日子。他没有讲自己是不是被迫当兵，我们也不好问，怕坏了他老革命的名节。但他当兵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中日终有一战，只是想不到他一当兵，三个月之后这一战就爆发了，像冲着他来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永远在走路，从紫阳县安康府到省上集中，仗一打，四川、贵州、云南一路走下来，据老人自己讲，沿着怒江的仗，从1942年的惠通桥，1943年的打游击，1944年的攻克腾冲和松山，全让他一个人打完了。他讲得很激动，生怕我们不信，每讲一个地名，其实就是一仗，他都会半是自信半是求证地问我们：我讲的没错吧？　　对他的求证，我们都在点头，但他真讲错了，可是谁也不忍心指出来。这样的一位老人终其一生，也只有那一仗是能够聊以自慰的，而那一仗又曾经带给他多少苦难和他根本扛不动的政治锁链。那仗终于可以成为光荣的谈资了，即便是讲错了，不就是吹一点牛嘛。我们互相看了看，随他吹吧，历史已经不会改写了，难得老人快乐。　　按照老人的说法，他的部队先翻了高黎贡山，一路打到腾冲，荡平了县城周边的敌人工事、据点和高地，*后攻入城中。光复腾冲之后，他又马上调往松山，协助友军血战，再打下来了松山这一大仗。　　腾冲、松山二役是整个滇西反攻中*凶险的两场苦战，任何一位中国军人，哪怕只参加了其中一场，就足以光荣自豪一生，因为那两仗恰是骄狂的日本陆军在整个中国战场上仅有的两场“玉碎”之战。问题是，没有一位中国士兵曾经在克复腾冲之后再赶赴松山驰援，因为松山战役己经在七天前打完了。不过叶老伯所在的师确是在腾冲收复之后调往左翼作战，不过不是打松山，而是助攻龙陵。　　老人幸福地回忆着自己杜撰的后半段征程，他越讲胆子越大，毕竟在今天，远征军再不是耻辱，何况多少记者来听他讲过，不仅没有识破他，还把他的故事原封不动地登上报纸。　　“文革时，叫我们蒋匪帮，国民党残渣余孽。你他妈的头，哪个是残渣余孽，老子就是一个兵，一样逑不当过。现在水澄清了，我要说清楚，我有我的功劳。”他说了一句多好的话，“现在水澄清了。”可他们自己吹牛，加上许多记者无知，这水怕又要搅浑了。　　店前居然来了一位顾客，他也是路过，见到拿相机的陌生人，就站住脚看新鲜，总站在柜台前大概有点不好意思，终于买了一个苹果。老板叶进财正在讲故事，无暇分身，老妈妈拿起杆秤，很认真地拣了个大的，称到平平的，举到客人眼前让他看仔细，然后说：三毛钱。叶老伯停住嘴，抽空动员了他一句：再买一个吧。对方说：一个够了。顾客用手擦了擦皱得跟破布似的旧苹果，啃了一口。居然，那苹果发出响亮的脆声！生命太顽强了，晒成这个样子，那肌体里竟还有鲜活的汁液。　　松山的一半是吹牛，但腾冲老人是真打过，他讲得很详细，而且他的故事是可以印证的。几年来，我们听太多的人讲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人家讲什么信什么。到后来才发现很多人的故事互相对不上，于是再找史料来比对，有点像文物鉴定，只要找到一个真的做标版，后面的就容易识别了。慢慢地，我们也炼就了单一品种的火眼金睛，但不幸也接踵而至，经常为了同情与怜悯，不得不耐心地听老人们善意或虚荣地编着小瞎话吹牛，还得装出一副大有斩获的憨相，这个功能，有点心理医生的味道。　　我问叶进财老人：您打死过日本人吗？老人泛起满脸红光：打死多了！他讲攻占高黎贡山垭口之后，大军乘势下山追击，日军反扑，他们架起机枪对着黄色的汹涌敌军扫射，打死的敌人满铺在地。老人说：数都没有。这个牛真吹大了，中国军队占领山脊之时，除了被围困于几个阵地上的死守部队，其他早已先期退下山西侧，向腾冲集结了。所以下山部队并未遭遇抵抗，更别说有点规模的反冲锋。而且日本陆军战术训练很严格，迎着重机枪火力成群冲锋是电影镜头，千万当不得真。如果日本军队真傻到任凭叶进财们用火扫帚如秋风落叶般横扫，中日战争应该早在松沪会战就结束，而轮不到叶进财了。所以，叶老伯在战斗中是否清楚的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击毙过日本军人，有几个，实在也是永远的疑问了。　　叶老伯还顺便给自己升了官，他说自己是三十六师一○八团重机枪连二排的少尉，肯定不是。他告诉我们，三十六师在腾北一带打游击的时候顶不住了，上级通知撤回怒江东岸，把重武器掩埋，只带轻武器过江。但他们几个士兵克服困难，把重机枪也带回去了，于是每人都升了三级，他本人从上等兵一下升到少尉。当时的国军有种种的管理问题，但兵与官的阶级是极为严格的。一般来讲，没有读过初级军校，普通士兵绝难升为军官，何况只为一挺重机枪。我遍查了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黄杰将军的作战日记，他对每一天的事情无论大小，只要涉及战事均有提及，他提到一位作战殊为勇敢的士兵，在据守一个至为险要的山头时，一个人竟击退一群日本步兵的逆袭围攻，终至援兵赶到，守住了关键的防线。这样的战功，与一挺重机枪相比天差地别。黄杰将军记道：“查明六号山头以手榴弹数十枚击退敌人逆袭之勇敢战士，发奖金5000元。”接着在第二天视察前线，“召见昨日攻击六号山八十七师二六一团八连*勇敢之中士班长许庆瑞(江西信乌人二十一岁)犒赏5000元，并与合拍一照片，以示鼓励。”五千块不是大洋，是纸币，但当时还很好用。奖金可以发，官不能随便升，这是当时的基本规则。　　对于一支现代军队，军官是一个需要专业资质的职业岗位，而士兵则是经过基本培训后的执行者，就如今天的大酒楼，军官是厨子，士兵则是服务生，服务生不可能因为跑得快就当上厨子，除非你能把菜炒出专业厨师的味道来。1944年左右的中国军队，正是接受了美国、包括德国和日本的军队管理理论，把封建时代屯在各路军阀手里的军队改造成现代军队的关键时期。所以士兵作战再勇敢，也基本上是奖章加奖金，不会为一挺没有丢失的重机枪而连升三级，甚至逾越兵与官的门坎，还一把好几个人。　　叶老伯虽然也吹牛，但他打仗应该还是勇敢，他身上有一处严重的子弹创伤，用他自己的话说：腿上被打了个对穿对过。老人不太好意思地脱下裤子给我们看，那伤在腹股沟稍微下面一点，奇迹般地没有打断大腿骨，幸好也没有打断大动脉，任一个打着了，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与战场救护能力，都悬。叶老伯应是在龙陵会战时中的枪，他这一枪挨得有点冤，因为龙陵克复之后，三十六师即开回腾冲休整，以后再没有担任重要的攻击任务，团属重机枪兵几乎没有机会负伤了。　　叶进财医好伤之后，滇西之战已经结束，部队将调防其他省份。叶老伯告诉我们：医官说我们要开洋荤，要坐飞机走。我不开洋荤，还是下来当老百姓。于是，他没和谁讲，跑了。那仗打完之后，像他这样跑的兵很多，正好仗也打完了，这时候跑也不算临阵脱逃，所以也没有宪兵认真地追过他们。叶进财从此流落于他打仗而且流了血的这片土地。那时他年轻，人又勤快，吃得苦，加上他明确告诉用工的人家，不开钱可以，饭要给吃饱，坏事不干，如果看我得行，再帮着找个老婆。在他与我们交谈中，说的*多的一个字就是“吃”，这个贫瘠省份的农家子弟无论是在家还是当兵，甚至直到今天都饿怕了。包括我们问到远征军的纪律执行情况，老人还是说到吃上面：打了败仗，抓抓吃吃是有的，其他不有。打了胜仗，老百姓来慰问送了三头猪老人也记得清楚。多少人分食三头猪没讲，但显然他也吃上了。　　当年的叶进财坚守一个原则“坏事不干”。真的也有人来找过他干坏事，那是云南刚刚解放的事。老人回忆那次擦肩而过的凶险，“有一年起土匪，天天来做我工作，一个月五十块，要我参加，年内把腾冲拿下来。我在考虑，你拿什么给我呀？你的政府是哪个呀？我说，我的政府是蒋介石，有几百万军队，都干俅不过，你拿什么腾冲城，吹牛屁股！我当过几年兵，知道呢。我就跟他们说，这家人是云龙(云南一个县名)的，到这里来租点山地种，一家六口，收我做儿子，我去了么，这家人要饿死掉的。你们先去，我收了苞谷就来赶你们。”老人几十年来庆幸自己那一刻的深思熟虑，“还没有等苞谷收上来，共产党就来了。我要是踩着他们这一脚，性命就搞掉了。”　　他在这块土地上结了婚，生了孩子，到今天也是满口的界头土话了。他曾经在土改的时候领着老婆回了一趟陕西老家，是政府动员回去的，因为当地当过国民党兵的人太多了，又喜欢闹土匪，把外地的弄一部分回去可以减少祸害。政府出路费，让他们一家三口回老家参加分田。不巧的是，等他们赶到家，田分过了。乡上给他们二百斤粮食，让他们自谋生路。生路只有一条，就是再折回本是异乡的家，起码这里有得是可以种苞谷的山地，饿不死。我真无法想象，在交通极其落后的五十年前，身无分文的小两口用了多少时间才抱着儿子又从黄土高原走回到高黎贡山脚下。　　安贫乐道的叶进财应该有过几年悠闲而快乐的日子，那时他们都年轻，只要有力气，山上就能刨出吃食来。老人回忆当年，那是他一生*幸福的时光：解放初我在过武工队，训练过民兵，还当过几年毛毛干部，就是生产队长。　　天晚了，老人要打烊。他们把全部的货品都放在两个竹背篓里，一人背一个，慢慢地翻过店后的小山回家。再暗就不好走山路了，因为他们没有手电筒。孙敏和我想帮老人背，延康不准，因为他就等着拍老人撤场的照片，本想埋怨延康狠心，几个精壮汉子看着两位空身都摇晃的老人负重回家，不搭一把手，可想想终于没有开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生活，每天都要背，背到背不动。　　“每天这么背，能卖多少钱？”我们坐了几乎一下午，就看见卖了一个苹果，这样的买卖能行吗。叶老伯说“每天都能赚二三块，*好的一天挣过十块呢。”　　老人家的房子很旧，很旧。翻过小山，那一侧的山边有一个一人多深的方坑，院子建在坑里，应当有了相当的年头。那坑应是年轻时的叶进财挖的，挖出的土和石头盖了房，方坑就变成了自家的院子，省得建围墙。猪和鸡就在坑里追逐、嬉戏、睡觉。　　两位老人卸下筐，坐下来喘息，他们不烧饭，在店里的时候，老妈妈在火塘上烤了几个粑粑，一种大米粉做成的薄饼，在炭火上烤到微焦的时候拿起来，抹上一点咸辣椒酱，那是他们恒久不变的午餐和晚餐。如果不是我们来，他们回到家就不用再开灯，直接睡下了。外孙女在他们家里，她每隔二三天要过来看一看，帮他们收拾一下家。小姑娘大约还在上中学，很懂事的样子。那样的山里，上了中学的孩子也不大讲得来普通话，怯生生的，问一句讲一句，声音都有点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