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难忘的声音

　　译制片《简·爱》是国内观众*为推崇的电影之一，影片是根据英国作家夏绿蒂·勃朗特同名小说改编拍摄的。这部译制于1972年——当时尚处于“文革”期间——的影片，翻译和译制导演都是由德高望重的上译厂厂长陈叙一亲自担任的。罗切斯特由邱岳峰配音，简·爱由李梓配音。尽管邱岳峰配音的很多角色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悉，但大部分译制片爱好者提到邱岳峰，总是先把罗切斯特跟他联系在一起。李梓的情况也一样，人们提到李梓，总是先把她和简·爱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译制片《简·爱》不仅是一部讲述爱情故事的电影，也不仅是一部展示罗切斯特先生和爱尔小姐非凡气质的电影，更是一部体现邱岳峰和李梓两人*高艺术造诣的影片。　　影片主人公简·爱幼小时父母便去世，不久又被一度收养她的舅母送到洛伍德“寄宿学校”。其实这所“寄宿学校”是孤儿院的委婉说法。简·爱的故事就是从她在这所“寄宿学校”备受大人们凌辱的悲惨境遇开始的。这个少女自小性格刚强，不愿忍受别人的欺凌，但弱小的她却无法抗拒强加于她的欺凌，某种程度上，她的刚强性格反而招致了加倍的欺凌。我非常敬佩也非常不解的是，一个出生在偏僻而且贫瘠的约克郡女孩，在经历了那样暗无天日的少女时代之后，她刚强的个性却依然未变。爱尔小姐成人后，刚强的性格中又增添了几分沉稳。这个美而不丽的年轻女子具有良好的德行，她不屑真的去报复那些欺凌过她的人，但也决不原宥他们。有时，爱尔小姐心中也会燃起爱情的火焰，但决不接受牺牲自己尊严的爱情。她心中供奉的上帝是尊严和公平，是人间的普世之爱，而不是那个至高无上的耶和华。尽管我们知道，简·爱的理想化的品格仅仅是建立在夏绿蒂·勃朗特诗人式的假想之上的，但她的感染力丝毫不会因此稍减。正是基于简·爱天性中一种近乎高贵的人格力量，使她与罗切斯特的爱情故事获得了极大的张力。　　影片的男主人公罗切斯特是位富有的绅士。早年因为不了解内情，罗切斯特娶了一个有家族病史，并患有严重狂躁型精神分裂症的女子，这场不幸的婚姻给他造成了巨大精神痛苦，他经常以在国外旅行的方式，避开使自己感到痛苦的家庭，间或也以招待客人、寻欢作乐的方式排解苦闷。　　罗切斯特性格阴郁，说话尖刻。给这么一个角色配音，邱岳峰似乎具有某种潜在的心理优势。听说苏联有一位从事火箭研制工作的科学家，在他为苏联火箭研制作出巨大贡献的时期却是监狱里的一名犯人。无独有偶，邱岳峰为中国译制片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时候，在政治上却一直受到极其不公正的对待，长期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这一点上，邱岳峰先生的命运与那位苏联科学家的命运惊人地相似。我相信，每一个设身处地的人都会为此感到寒心！我无从知晓更多邱岳峰生前的情况，无论他给人的印象多么爽直和开朗，也无论他的声音听起来多么乐天和诙谐， 长期身负“政治身份”的沉重压力，足以使*乐天*诙谐的人心灰意冷；而对于像邱岳峰这样一个生性敏感的艺术家，那种内心的压抑必然分外沉重。在那样的年代，作为艺术家的邱岳峰只能把内心的不忿通过他创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表达出来。在给罗切斯特先生这样的人物配音时，罗切斯特先生近乎悲怆的故事必定触动了邱岳峰心中某根隐秘的弦。他把长期积压在心头的愤懑毫无保留地倾注在罗切斯特的台词之中，从而使罗切斯特的阴郁性格和尖刻言辞显得那么真实。再加之李梓无与伦比的默契，从而把《简·爱》这部从电影学的角度看，不免有些“滥情”的平平电影之作改造成使无数观众为之倾倒的译制片中的极品。　　凡是看过小说《简·爱》，同时也看过原版片和译制片《简·爱》的人，都会觉得： 从小说到电影，从英语翻译成汉语，*后再到汉语配音，在几经嬗变之后，电影《简·爱》中的两个核心人物的性格特点，似乎未见明显衰减。这两个人物的气质各有不同，罗切斯特先生具备一个英国绅士的气质，而爱尔小姐的气质则在于她清醒的自我意识以及在维护自身尊严上的矢志不渝。因此，在中国观众的心目中，译制片《简·爱》不是一般地讲述爱情故事的电影，它还是一部展示罗切斯特先生和爱尔小姐非凡气质的电影。　　在影片里，罗切斯特从未恭维过爱尔小姐，非但没有一丝温柔的表现，甚至言语颇为尖刻，似乎有失绅士风度。但未尝不可以认为，这正是他向爱尔小姐传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影片中有这么一个场面，正当罗切斯特先生与爱尔小姐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时候，他的内弟梅森突然闯进来，以妻弟的身份阻止了这桩婚姻。梅森指责罗切斯特： “罗切斯特先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邱岳峰这样回答： “对，我这样做是不对，把一个人永远打入地狱才是对的？”（这句台词，是从咬紧的牙关里迸发出来的。）人们不禁要想，这是否跟邱岳峰自己饱尝被“打入地狱”的滋味有关呢？维多利亚时代固然辉煌，但在新教的英国，许多伦理规范也确实有悖于人性。罗切斯特对新教的维多利亚时代伦理规范的诘问和怒斥，我认为，倒更像绅士。跟很多人同感，原版片《简·爱》里的罗切斯特虽然讲的是地道英语，但那个声音跟罗切斯特的形象，特别是跟他的绅士身份相比似乎还欠缺点什么。反而在看译制片《简·爱》时，觉得邱岳峰的声音不仅与罗切斯特的形象十分相称，而且绅士味儿更浓。当然，究竟什么叫绅士味儿很难说清楚，我们这里说的绅士味儿其实就是邱岳峰言语特征中固有的一种气质感。邱岳峰用自己的声音塑造了另一个罗切斯特，当邱岳峰的声音在观众审美焦点中明晰呈现出来时，银幕上那个罗切斯特竟至于被淡出了焦点之外。观众还觉得，正因为邱岳峰的配音，罗切斯特才成了一个完美的绅士，这说明邱岳峰的声音符合人们对一个绅士应有的声音的想象。现实生活与艺术相比总是平庸的，邱岳峰在配音时使用的语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现实语言的范畴，那些字句和言语本身就是艺术。在享受艺术时，想象力会开始飞翔，这是摆脱平庸现实的一个有效途径。是邱岳峰的声音，是他声音中蕴涵的高贵的气质感激发了观众的想象。观众硬是在没有绅士的时代，在没有绅士的国度，通过一种特殊的媒体，在心中创造了绅士。说到底，这个绅士只是我们借以摆脱粗俗现实的代偿品。　　画家陈丹青在纪念邱岳峰的文章里用到一个词： 颓废。在我们国家，人们长期对颓废讳莫如深，似乎颓废就等于堕落，这是何等浅俗的误解！颓废乃是一种极度的精致，文化（或者说艺术）只有到了烂熟阶段才可能出现颓废。像波德莱尔、魏尔伦这样的诗人，以及俄国文学白银时期的一些诗人才配得上称为颓废。只有烂熟的葡萄，酿出的酒才*甘醇。不过，邱岳峰生前，中国大地并不具备产生颓废的土壤，他那种高贵的颓废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只能说那是邱岳峰与生俱来的，看来也只能作这种宿命的猜想。只有他能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演绎出英格兰乡间绅士抑扬顿挫的语调和伦敦的市井语言，演绎出法国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沙龙中的高谈阔论，演绎出那种死乞白赖的罗马方言或拿坡里方言。有一点毋庸置疑，邱岳峰的艺术品格中如果缺少了一种被称为颓废的特质，他就无法为我们呈现外国电影里那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汉语语音的优美、汉语的表现力被这个从事外国电影配音的艺术家发挥到了极致，他让我们的民族语言具有了韵味独特的美感和崇高感。　　《简·爱》的配音，突破性地把上译厂的配音造诣提高到一个空前的高度。《简·爱》的总体色调虽然灰暗，但上译厂的黄金时期已经在这灰暗的色调背后熹微。我把上译厂配音艺术的黄金时期，称为中国语言艺术的巴洛克时期。所谓巴洛克艺术，除了它种种可以辨识的造型特点外，整体的辉煌跟细节的精雕细琢则是它的本质特征。《简·爱》虽然是1972年译制的，但就其配音水平达到的高度而言，它与1980年代中期译制的影片毫无二致，它们都具有巴洛克艺术那种令人目眩的特点。两位主人公的配音自不待言，潘我源、富润生、尚华等次要角色的配音也一样无可挑剔。当然，就像《白夜》通常被认为是邱岳峰和李　　梓两个人的（配音）作品一样，观众也习惯于认为《简·爱》是李梓和邱岳峰两人的（配音）作品。　　在《阴谋与爱情》和《巴黎圣母院》两部影片里，由于男角的配音阵容强大，李梓的台词一定程度上被他们“盖掉”了。但《简·爱》不一样，在这部影片里，李梓和邱岳峰平分秋色。影片开头洛伍德寄宿学校那个部分，只能算是故事的引子。爱尔小姐的爱情故事主要是从她到桑菲尔德开始的。在引子和故事主体之间，有一个不长的交叉段落，李梓的配音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洛伍德那个暴戾、伪善的校长，来到教堂的墓地，向爱尔小姐转达校董会挽留她继续在洛伍德任教的请求。我们来听，李梓——也就是爱尔小姐，是怎样回答的： “我对董事们选派你来表示遗憾。我对董事们以及他们对学校的贡献都非常敬佩，可这不包括你在　　邱岳峰和李梓在《简·爱》中的配音，把他们的艺术造诣推向了极致（《简·爱》）内。我不能饶恕你，忘了你。你转告他们，我打定主意了，我月底以前走。”这是李梓的开场白，她语调坚定，没有一点婉转，恰如其分地传达了爱尔小姐是非分明、疾恶如仇的品格和不失高贵的自制力。李梓声音中有一种不卑不亢的特质，在给简·爱配音时，这种特质被发挥得淋漓尽致，我们仅仅是听了这么一小段话，就对简·爱坚定自信的性格有了强烈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