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理论版:2016年第5辑

　　《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6年第5辑 理论版）》：　　二、“非访”产生的原因及几种基本情况　　“非访”产生的原因相当复杂，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相关地方和部门工作不负责、不到位，又缺乏相应的责任追究机制。从来京的“非访”人员群体分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员开始是通过正常渠道进行信访的。但由于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他们反映的问题不重视、不负责，能推就推，能躲则躲，敷衍塞责，欺上瞒下，或解决问题不到位、不彻底，拖泥带水，被动应付，久而久之，一些正常信访人员迫于无奈便走上了“非访”之路。“非访”问题发生后，一些相关地方和部门又相互推卸责任，加之缺少相应的责任倒查和责任追究机制，致使造成“非访”的部门和人员得不到相应的处理。长此以往，“非访”问题就在不断地制造和产生。　　二是工作导向存在问题。对于“非访”问题的出现，各级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都予以高度关注，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办法。但这些做法，有些切合实际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有些则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脱离客观实际，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和明显的错误导向，“非访”数量通报排名措施就是其一。对“非访”数量通报排名，主观想法是好的，是想通过通报排名，给各相关地方和部门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引起重视，将压力转变为动力，采取措施解决“非访”问题、减少“非访”数量。但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产生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和错误导向。“非访”问题是长年积累的，形成的原因复杂多样，解决“非访”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岂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于是，一些地方和部门为了尽快压减“非访”数量、下降排名，在“通报排名”的高压下，不是在认真解决问题上下功夫，而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对“非访”人员围追堵截进行截访，有的无原则地突破法律底线和政策规定对“非访”人员有求必应，有的直接到有关部门“攻关”，等等。从统计数字看，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非访”数量是下降了，但实际“非访”人数并未减少，“非访”问题更未得到解决。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做法，不仅引发了一系列腐败问题，而且无形中对“非访”人员及正常上访群众发出了一种错误信号，对解决“非访”问题积累了一大堆麻烦，并触发了新的“非访”问题的发生。一些“非访”人员找准了地方和部门害怕通报排名的软肋，胃口越吊越高，要求越提越离谱，钱花完了继续要，旧的问题解决了又无中生有提出新的问题，原诉求满足后又提出毫无道理的新诉求，如得不到满足就继续“非访”，以此要挟相关地方和部门。一些“非访”人员还互相交流经验，攀比、效仿“成功”做法，不断攀升所提要求。一些正常信访群众看到“非访”不但比正常信访能更引起重视，还能得到额外的好处，于是也纷纷效仿走上了“非访”之路。　　三是上访人自身方面的原因。北京的“非访”群体，大致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经常来京的老上访户。他们中多数反映的问题已经过地方和部门多次处理，有理又符合政策法律规定的都已解决到位，但这些人仍不服处理，又提出过高或无理要求。这些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不断“非访”，尤其是在全国“两会”及北京有重大政治活动期间。这在北京的“非访”群体中占大部分。还有一种是长期滞留在京的老上访户。他们在京上访的时间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或几十年。其反映的问题多数都已得到合理解决，但也有少数人的问题尚未解决到位。他们中的多数人已在北京找到谋生之道，不愿再返回原籍，为奢望得到相关利益便隔三差五地进行“非访”。这在北京的“非访”群体中占有一部分。再有一种是有理或部分有理的上访户。他们反映的问题确实有理或部分有理，又符合政策应该解决，但有关地方或部门就是顶着不给解决或不解决到位。他们为讨公道从地方一直上访到北京，从正常信访演变为“非访”。这在北京的“非访”群体中只占较小一部分。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由到京正常访转变为“非访”的上访户。这其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走上“非访”之路的。这部分人在京正常上访过程中，打听或了解到了“非访”能得到的种种好处，至少回程的路费可免单，于是正常上访之后又跑到非接待场所“非访”，地方在京工作组的同志便买了车票将他们送回。另一种是在京正常上访者，由在京的“非访”人员教唆后走上“非访”之路。一些长期在京的“非访”人员专门从事这一行当，有的还从中获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