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诺贝尔文学研究-从泰戈尔到莫言

　　《东方诺贝尔文学研究：从泰戈尔到莫言》：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启蒙现代性首先表现为对种姓制的批判。印度的种姓制度源远流长，是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严格*严密的社会等级区分制度。种姓制度把人分成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四个等级，这四个等级在权利、职业、地位、饮食、婚姻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影响到印度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剥夺了印度人民尤其是低级种姓人民平等和自由的权利，给印度低种姓的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种姓制度必然导致种姓歧视，不利于印度人民的团结。具有启蒙精神的泰戈尔旗帜鲜明地反对种姓制度，在他的作品中不仅揭示了种姓制度的罪恶，而且颂扬了抛弃种姓制度的行为，赞扬了与种姓制度做斗争的人物。在《偏见》中，“我”在去朋友家做客的路上，看到一个清扫工老头被打得晕头转向，原因是这老头“不知与人群中的什么人碰了一下”，就被那些“信奉非暴力的善良的人们”打得“流着泪，胡子上沾着血”。在印度种姓制度规定的四个主要种姓之外，还有一部分人，被称为“阿丘得”，即不可接触的“贱民”。清扫工就在“贱民”之列，被认为是低贱和不圣洁的。高等种姓的人不愿意接触他们。所以在“我”要让这老头和他的孙子上车送走他们时.“我”的妻子却因为老头属于低等种姓而坚决不同意。作者对遭到毒打的清扫工老头寄予深切的同情，也抨击了那些所谓的爱国者——高等种姓的顽固的印度教徒。《纸牌国》是一篇带有象征色彩的小说。纸牌国正如印度，那里的居民也是被种姓制度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戒律森严，世代相传，从没有人怀疑过种姓的合理性。而三个年轻人的到来打破了纸牌国的宁静，他们从不遵守这里的奇规异俗，“完全不把其严肃性当作一回事”，并给人们带来了“愿意”即自由这一概念，使人们的思想开始活跃，并做了实际的改革，“如今大家再不受过去那些陈规陋习的束缚，可按自己的愿望，或高尚，或卑微，任其自由地生活”。作者在这篇小说里揭露了种姓制度的荒谬和无稽，并且预示着种姓制度将会解体的前途。泰戈尔设定这个结局表达了根除种姓制度的美好愿望。但种姓制度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印度教社会，种姓制度被打上了神的印记，因此种姓制度和种姓压迫便成了合乎神谕的行为。种姓制度已深深地扎根在印度人的头脑中，要解决种姓制度问题，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除了靠颁布法令，*重要的是用教育来改变人民的观点，激活人民的思想。尽管这一过程充满激荡和痛苦，但这毕竟是人们向着文明和理性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弃绝》里塑造了一位为了爱情弃绝“种姓”的知识分子形象。男主人公赫蒙托得到父亲的命令，必须把妻子库苏姆从家里赶出去，因为库苏姆是一个首陀罗的女儿，而且是寡妇，但赫蒙托因对妻子真诚的爱而决心不服从父亲的命令，宣布“不在乎种姓”，结果两人都被父亲赶出家门。可见在顽固的印度教徒眼里，保持种姓的纯洁是高于一切的，为了种姓可以舍弃父子之情。而在进步的知识分子眼里，已经有了比种姓更可贵的东西，那就是感情，是对人的珍惜和尊重。在这里，牢不可破的种姓制度已经发生了动摇。泰戈尔通过描写低等种姓人民的不幸遭遇来揭露种姓制度的罪恶，通过塑造敢于对种姓制度说“不”的人物形象来为人们反抗种姓制度树立榜样，通过展现种姓制度废除后的美好画卷来鼓舞人们斗争的勇气。总之，泰戈尔以小说为手段，启发人民对种姓制度的思考，以期带来实际的变革。　　其次是批判宗教的虚伪性，反对教派主义，大力宣扬不同宗教之间和睦相处。泰戈尔是个印度教徒，宗教思想没有脱离印度教的范畴，但与传统的印度教思想有了很大的不同，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点。可以说，泰戈尔正是在对传统印度教的反拨中独辟蹊径，形成了以人为本，充满了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的宗教思想。在泰戈尔的宗教思想中，神已变成了“人格的神”，已走下神坛，具有了人性；人已不是被“神权”紧紧束缚的卑微个体，而是具有了思考的权利和能力，不再一味地追求彼岸，而是更理性地追求此岸的价值，追求个人利益和自我实现。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思想冲击着宗教之间的森严壁垒，以“爱”来呼唤不同宗教之间的和睦相处。总之，理性和人道主义思想瓦解了传统印度教的统治地位，这也契合了启蒙现代性的精神。西美尔认为现代性宗教的特征是“个体宗教性”，而且他认为解决宗教的现代性危机“不在于致力宗教教义和机构的现代化（这是徒劳的），而是个体自决的生命意义的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