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妙音佛教与文学.乐舞.戏曲

佛教的“境界”观与文学的“意境”
佛教把色、声、香、味、触、法称为“六境”，“眼、耳、鼻、舌、身、意”和“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分别是“六根”和“六识”。“六境”“六根”“六识”三者合一就是“十八界”，统称为“境界”。
印度大乘佛教中的瑜伽学派认为，除了心识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客观存在，“境”是依赖“识”而存在的，它是“世俗有”，“识”决定了“境”，因此是“胜义有”，“胜义有”就是真实的存在。
在唯识宗看来，只有“识”才是真实的，外境是因为诸心识的转变才生成的。诸识以自身的见分来对待自己的外在物相，从而产生了“境”，然而，诸识本身又并非一成不变，它的转变也要在“境”中产生，这样一来，由“境”又产生了新的识，这种“境界”的理论深深地影响着中国文学中的“意境”理论。
其实我们在《诗经》《楚辞》等早期诗歌经典中，就能捕捉到意与境的完美交融。但“意境”一词，首次作为美学范畴的正式提出，还是在唐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教“境界”理论的影响，唐代文艺理论家对于诗歌审美意象的进一步分析和研究，主要表现在王昌龄（690—756 年）、皎然（生卒年不详）、刘禹锡（772—842 年）以及司空图（837—908 年）等人的著作中。
王昌龄对其诗有“三境说”，开启了后代意境类型的先河。他在《诗格》中说道：“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绝秀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弛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这里明确地使用了“意境”这个概念，在本质上触及了意境的基本特质，应该可以算作“意境说”的萌芽了。皎然的《诗式》也探讨了意境理论的某些方面，并多次提到境和境象等概念。关于诗境的创造，皎然在《诗式》中提出了“取境说”，所谓取境，就是选择、提炼诗境。
皎然还提出取境的两种方式：一是从生活中出发，先取境美，融入情思，二是先积精思，触景而发。对于创造意境的方式，皎然强调，首先要站得高，看得远；其次，要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这两种取境方式都要求意境浑圆，自然流丽。此处比兴之“比”，和单纯意义上的比喻有所不同，已经属于意境的范畴，已是融情入境，构成了完美的情景统一的艺术意境。

刘禹锡的“境生于象外”（出自《董氏武陵集记》），提出“境”是由象外产生的，这个理论可谓是对“意境”这个范畴*基本的规定。而司空图提出了“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等观点，更进一步扩大了意境论的研究领域。
由上所述，唯识宗讲“境由识变、唯识无境”，文学家讲“取境”——而诗境的取得常常取决于人主观的情感和意趣，这与瑜伽行派所讲的“心识”有集起的作用以及万法由心所生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境”又是心造的，而“意”和“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得益于唯识宗的“识”和“境”之间张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