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明理为君子:曾国藩与曾氏家风

《读书明理为君子：曾国藩与曾氏家风》：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是曾国藩仕途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这一年之后，曾国藩升迁的速度大大提高。同年三月，翰林院举行翰詹大考。翰詹大考实际上就是对翰林院的学生进行突袭式的考试，没有预先通知。曾国藩写信回家说，自己很久没有写考试用的“赋”了，当然所有考生也都非常仓促。曾国藩平时重视读书，所以相对还算是好的。在127人中，曾国藩名列二等**名。一等只有5人，所以曾国藩的成绩是第六名。　　这次考试的主考官也是穆彰阿。正是这次考试的名列前茅，使这位来自湖南乡下、举止寒酸的年轻人引起了穆彰阿的注意。考完之后，曾国藩就从翰林院检讨升任翰林院侍讲，从七品变成了从六品。　　在京做官三年来，曾国藩终于写了一封充满了喜庆话语的家信。他自豪地说，因翰詹大考而升官的，在此之前整个湖南只有两个人，自己是第三个。也正是这次升官，给曾国藩申请主持乡试提供了机会。其实曾国藩到四川去主持乡试是以很奇怪的身份去的。　　一般情况下，乡试主考官要能够与各省巡抚平起平坐，至少要侍郎级别的官员，可是曾国藩一个小小的翰林院侍读就担任了四川乡试主考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更奇怪的是，副主考竟然是曾国藩的上级。　　当然，这也是由于学问高低，因为这次主考官是考来的。但是在这背后已经开始有了“靠山”的影子。　　接下来的情况更加清晰，曾国藩成为穆彰阿眼里的重点培养对象了。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四月十二日，曾国藩担任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职位，等于是担任了翰林院庶吉士们的“导师”，这为曾国藩广揽人才打下了基础。十二月初七，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读，但品级相同，还是从五品。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曾国藩担任了会试同考官，并且兼任了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又转为左春坊左庶子。詹事府是一个与翰林院类似的机构，工作内容非常清闲，有时候帮忙组织殿试和阅卷，有时候帮助皇帝和贵臣做一点记录，当然也不是军国大事，而是平时讨论诗、词、曲、赋的内容，修改、整理出稿子，上呈给皇帝，定稿发布。这一职位虽然清闲，却能接近皇帝，是曾国藩之后仕途上升的关键一步。　　果然，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级别变成四品。到年底，又兼任文渊阁直阁事，这一官职本身没有品级，往往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兼任，主要负责《四库全书》的保管。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升任正三品太常寺卿。太常寺是负责祭祀类工作的部门，太常寺卿是该机构的领导。正三品在清朝已经属于高级官员，可以上书言事了，相当于今天可以直接给国务院提交工作报告了。至此，曾国藩开始进入国家主要管理者的行列。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头衔。内阁在清朝早期就是宰相所在的机构，而内阁学士是内阁中*重要的工作人员。后来内阁权力变小，担任内阁学士成为一种荣誉性的虚衔。　　任内阁学士的人，往往同时担任六部的侍郎。这一年，曾国藩成为掌握实权的二品高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部级干部，清代的六部比现在国务院各部的权力要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