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学史-从古希腊到21世纪初的经济思想史-修订本-企鹅典藏版

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试图绘制一份理想国家的蓝图，当时正值公元前5和公元前4世纪，政治骚乱席卷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经验告诉柏拉图，无论民主还是暴政，都无法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民主社会的领袖并不做所谓公平的事，而是利用职务之便获得支持。反过来，暴君会利用权力增进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利益。可完全没有领导，国家又会陷入混乱。对此困境，柏拉图的解决办法是创造一个哲学家式的国王阶层，即“守卫者”，为了全社会的利益治理国家。这些人将是自封的，因为他们是唯一懂得社会组织方法的一群人。在理想国里，为了对这群人进行岗位培训，保证他们尽职尽责，还专门设计了一整套培养程序和生活方式。为了保证守卫者不至于腐败和追求个人利益，禁止他们拥有财产甚至不能处理金钱事务。他们将从社会的其余部分获取生活必需的工资。他们和暴君不同，必须置国家利益为首位。

　　柏拉图的目光关注社会的有效组织，关注基于理性原则而组织起来的公平社会。和其他希腊作家一样，他认为效率和生产中人的因素有关系。人们理当专心从事他们天生适合的活动，应当得到相应的培训。的确，城邦就是起源于专业化和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他视资源和技术的实质性授予为理所当然的事。他的世界是一个静态世界，在其中，人人都有固定的位置。这个世界被毫无利益关系的统治者治理得井然有序。尽管他也看到了贸易的作用，但市场在他的理想国的作用极其有限。或许也有消费品的买卖，但财产将（根据算术原理）在城市之间合理配置。没有利润，也不支付利息。

　　这样的国家观念假设各个城市都保持小规模。柏拉图在后来的一部著作中，认定一个城市*佳的家庭数是5040个。理由是，它可以被前10个自然数整除，因而可以分解为*佳数量的治理单位。城市保持小规模的想法与希腊城邦的经验之谈是一致的，它要受到农业用地和资源容量的限制。当人口增长，城市就会组织一次远征，好发现殖民地。这个殖民地成为新的城市，希腊的生活方式在那里得以维持。这些殖民地往往独立于造就它的城市，整个地中海地区，特别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北非，都找得到这样的殖民地。

柏拉图是贵族，曾参与雅典的公共事务，打过好几场战役。早年他游历四方，访问过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团体。从中他或许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在西西里，他结识了叙拉古的统治者戴奥尼夏一世，此君公元前367年去世之后，他试图教授其子戴奥尼夏二世治国之术，却徒劳无功。公元前375年前后，他为了把政治家培训成哲学家，在雅典城外，以传说中的英雄阿卡德谟斯命名的一处林园里，创立了自己的柏拉图学园。和雅典雄辩家、教育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前338年）几年前创立的重视训练辩才的学校不同，柏拉图相信，教授治理社会的原理更重要。他的几名学生后来成了统治者（暴君），柏拉图认为他的学园的任务就是为这些人进言。人们相信至少有一次，有一名暴君根据柏拉图的教导修正了治国方针。

亚里士多德论公正和交易

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是物理学家的儿子，也是柏拉图的学生。他17岁进入柏拉图学园，一直待到20年后柏拉图去世。

　　在很多人眼里，亚里士多德对后人的影响不过限于“哲学家”范畴。其实他的作品跨越哲学、政治、伦理、自然科学、医药乃至几乎一切探索领域，并主导了这些领域的思想长达近两千年。他对于今天称之为经济的领域的贡献见诸两处：《尼各马科伦理学》（Nichomachean Ethics）的卷五和《政治学》（Politics）的卷一。前一本书中，他分析了公正的概念，在后一本书中，他关注家庭和国家的性质。

　　在雅典法律体系中，持有争议的双方必须首先找到一位仲裁者，此人会努力达成一项公平或公正的解决方法。只有当其中一方不接受仲裁者的决策时，争议才会诉诸法庭，法庭必须在双方诉讼请求的限度之间，或者在仲裁者的方案和受侵害方的诉讼请求之间，决定一个解决方案。《尼各马科伦理学》第五卷中，亚里士多德考虑了适用于这些争议的公正原则。这个观点十分重要，因为它立即明确了两点：一、亚里士多德考虑的是应当应用于司法决策的原则；二、他在处理个别的交易案例（即个体的买卖双方就特定的物品进行磋商），并不是处理在有组织有竞争的市场进行的交易。事实确乎如此，尽管截至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贸易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竞争性的市场还十分少见，相互间间隔甚远。大量证据说明，标准商品的价格曾经受到管制（连歌手的价格也被管制—即便某些歌手的服务深受追捧，也会通过投票得到配置），而制成品的产量或许变化莫测，于是和单独的交易一样，每一个商品的价格必须经过个别磋商。

　　亚里士多德谈到物品的交易和分配的时候，区分了公正的三种类型。**类是分配公正。这就要求依据美德按比例分配物品、荣誉或任何配给品。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很多物品，包括战利品、希腊拉夫里翁矿藏的白银等，都是由国家分配的。亚里士多德给分配公正下的定义弹性很大，根据不同的设定，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界定美德。一场战役之后，战士的美德或许是用他们对胜利所作的贡献衡量的。而在合伙制下，公正要求依据个人所投的资本来分配物品。进一步说，评估美德可以有不同的前提条件：民主社会中，可能假设公民所获份额人人平等，而在暴政社会，人们会认为暴君的所得多于其他公民。第二类公正是经过矫正的公正，即补偿损失的一方，以便纠正先前的不公正。经过矫正，公平得以恢复。第三类是互惠的（可交换的）公正，或交易中的公正。

　　假设两个人交换物品，我们如何评价交易是否公平？古希腊普遍认可的一个办法是：自愿的交易必定公平。色诺芬以两个男孩为例—一个长得高，却穿了一件短外衣，另一个生得矮，却穿了长外衣，于是两人交换外衣。传统观点认为，这是一次公平交易，因为两个孩子各得其所。亚里士多德却认识到，在这样的交易中，公正并未决定独一无二的价格，而只是决定了卖方打算接受的*低价格和买方打算付出的*高价格之间一系列可能的价格。他的回答是两个极端价格的调和平均数。调和平均数具备这样的性质，假如公平价格比卖方接受的*低价格高出40%，也就比买方打算付出的*高价格低40%。公正也就是在不公平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平均点。

毕达哥拉斯学说

　　

　　所谓公正，即找到合适的平均点的原则也适用于另外两种公正类型。分配公正涉及均衡，或者几何比例，同几何平均数7有关。经过矫正的公正涉及算术比例（补偿的数额应该和损失额相等）。因而我们发现，亚里士多德把三种公正类型同三种他已知的平均数类型联系在一起：几何平均数、算术平均数、调和平均数8。这远不是偶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样，深受毕达哥拉斯学说的影响。毕达哥拉斯曾研究出音符之间的数学联系，而且据信，类似的协调关系和比率也可以解释其他现象，所以亚里士多德的公正理论与比率、调和数之间具有如此密切的平行关系，是毫不奇怪的。

　　

　　

　　毕达哥拉斯数学对亚里士多德的交易记录的影响更为深远。截至亚里士多德的时代，人们已经广为接受一切物质都由共同的单位组成的观点（原子论）。几何学基于“0”，算术基于“1”，以此类推，乃至这个物质世界。人们相信这意味着，不同现象是用同一标准衡量的，可以用类似于自然数之比的方式表示。这也正是发现了π等无法用比率表达的无理数之后，毕达哥拉斯学说受到巨大冲击的原因。以物易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使得各种物品用同一标准得到衡量—比如可以用麦子量度鞋子。可假如鞋匠不想要麦子，农夫不想要鞋子，交换就不会发生，两种物品就不可能进行比较。这个问题如何得到解决？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货币。鞋匠和农夫可能不想要对方的产品，但他们都卖掉自己的产品，换取货币，也就是说，鞋子和麦子都可以通过其货币价格之间的比率加以比较。是需求使得物品可以用同一标准衡量，而货币扮演了需求的中介的角色。

　　

　　

亚里士多德与致富

　　

　　不过，尽管金钱是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根本，他仍相信，商业活动的常规作用的局限性还是显著的。他是在区分了两种致富手段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种手段属于地产管理的范畴。像饲养哪一类家畜*有钱可赚，或者是去种麦子还是去养蜂，这样的事情人们应该是知道的。这些都是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反之，第二类是通过交换获得财富，是非自然的方式。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一方所失是另一方所得。获取财富的非自然方式包括商业和高利贷（有息借贷）。介乎两者之间的则是采矿之类的活动。

　　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苏格拉底派的哲学家都主张，公民应当努力过上美好生活。这才是公民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独立城邦的生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由各自的地产提供物质资源。为了过上美好生活而增加必需的物品储备，属于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虽然地产管理是十分基本的，但通过交易换取自家无法生产的物品，以及用自己的剩余产品交换更需要的产品，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生活有一个重要特性，即需求是有限的。一旦衣食无忧，就不再需要积累更多的财富。高消费水平不再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获取财富的自然方式是有限度的。

　　商业之所以困扰亚里士多德，是因为它提供了积累无限财富的可能性。这一点雅典人心知肚明，因为城邦若能实现自给自足，固然十分理想，但雅典曾经发生几次危机，被迫从商人手中筹措资金。一般而言，商人不是公民，所以用这种方式筹措资金等于离开公民范畴。令人迷惑的是，即使再有意义的事，商人和投机家也都可以放下不做，但他们依然想方设法创造出如此之多的财富，在危急时刻足以拯救城邦。这是怎么实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回答是，物品要么拿来用，要么拿来交换。其中，前者是适当的自然的过程，一如人们互相需要对方的物品，而进行交易一样。另一方面，仅仅以赚钱为目的的交易是非自然的，因为物品没有被用在适当的用途上。利用交易创造财富，说明财富是可以无限制地积累的，交易活动的非自然性就是这样暴露出来的。而亚里士多德相信，无限的财富是不可能的。他认为，一个人可能坐拥金山，却苦于缺乏食品而活活挨饿。

　　适当地获取财富以及纯粹为了赚钱而交易都是有限度的观点，同亚里士多德的公正论十分吻合。财富的自然获取法的精髓在于，它使得人们在城邦里过上美好生活。它目的清晰，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求财富。同样的，当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中谈到公正问题的时候，其实说的是一种不公正，这种不公正“并非产生于任何类型的邪恶，诸如自我放纵、怯懦、胆小、愤怒、坏脾气、卑鄙，而仅仅来自以从收获中赢得愉悦为动机的活动”。通过这个区别，人们可以看到，亚里士多德分离出了生活的一个方面—一个他正试图描绘为“经济的”那个方面，那就是赚钱。可意味深长的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把这个方面当作我们如今视为经济活动的那些活动的重要部分，因为生产和贸易的*重要的几个类型被他排除在外了。更意味深长的是，他并不认为市场和营利活动可以为管制社会提供某种机制。秩序的产生并非来自个体追逐各自目标的行为，而是通过有效的治理。

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从事传道授业。公元前342年，他被任命为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公元前335年，他回到雅典，创立了吕克昂学府。*终摧毁了希腊各城邦的独立性的人正是亚历山大。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际，他把马其顿帝国扩张到希腊的各个角落，扩张到埃及，穿过印度洋直取大部分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因此被削弱了。虽然亚历山大的帝国较为短命，公元前323年他去世之后就分崩离析了，但它的影响是深远的，它将把希腊文化传播到整个古代世界。独立城邦的时代过去了，沿着先于它而存在的波斯帝国和埃及帝国的路线，这个帝国的治理方式依然在延续。希腊语成了官方语言，在各个城市里流传（乡村暂且不讲）。在埃及的亚历山大等城市，希腊的数学、科学、医学和哲学正欣欣向荣。希腊哲学家的著作虽然根植在希腊城邦，却赢得了广泛得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