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白鹿魂永存——陈忠实纪念文集

　　《天地白鹿魂永存 陈忠实纪念文集》：　　“忠实”走了忠实永在赵正永2016年4月29日7点多，陈忠实先生永远地走了。　　友人**时间告知消息，我正在北京履新，文坛一颗巨星陨落，我深感悲痛，因不能返回西安吊唁，特委托送一花圈表达哀思。　　此后数日，全国各大媒体、手机微短信纷纷刊播社会各界的缅怀、评论文章，既有出自大家之手，也有来自平民之作，我都认真读了；《陕西日报》的专版我一一留存，很多文章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我深为忠实先生看似朴实无华、实则熠熠生辉的一生所敬佩，深为忠实先生拥有如此厚重的读者基础、得到读者如此广泛自发的敬重而折服。上自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唁电、花圈，下至普通群众各种各样的自发悼念、灵堂吊唁，无不为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少了一位高擎大旗的主将而惋惜。陈忠实的离世，凸显了一个近年来少有的文学与人民、作家与读者融人之切的社会现象。　　陈忠实先生为什么得到社会如此广泛的敬仰和厚爱？为什么会拥有如此多的关注者、追思者？通过我和陈忠实先生的几次接触和交流，我想答案只有一个：人如其名，在于他“忠”“实”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他一生忠于生养之地，忠于现实生活，忠于自己独特的思考，忠于与之相伴生活的人民，以自己对文学的孜孜追求、艺术造诣、深切思考，给社会和人民留下了不朽的精神财富；他一生本分实在做人，踏实勤恳做事，守望人格，原汁原味、不改初衷，毫无掩饰、不事假象，将中国文化的积极价值熔铸在自己的一生光阴中。　　2013年4月，在清涧路遥纪念馆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人的合影照片前，我伫立许久，追思着陕西文学人的一个艰难而美好的时代，感念着那个时代所培育的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们，给社会、给人们所提供的精神食粮和文学力量，自审着我们能否再创好环境，让文学陕军再出发。责任所在，我于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做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致辞，得到包括忠实先生在内的文艺工作者的赞许，我们共同做了一些事情，期待着“文学陕军”后继有人，高潮迭起。　　我也不止一次拜读了忠实先生的《白鹿原》和《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每每读后，都有一种犹如站在高山之巅，俯瞰千峰万谷的苍凉感与壮阔感。我想，作为一名人民作家，能留下优秀的传世作品是一种荣耀，能获得千百万读者的喜爱，更是*大的褒赏。《白鹿原》为忠实先生立起了一座高耸的丰碑。他怀着书写“一个民族的秘史”的追求，在近现代史的宏大背景中，联结重要的历史事件，讲述了清末至1940年代内战期间，渭河平原白、鹿两个家族的起落沉浮与历史风云之间的纠结，给人们展示了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场景及这个场景中的沧桑、个人命运和人性交割。为了完成这部史诗式的巨作，忠实先生“打开了自己”，花费数年时间，熟悉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大量查阅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进行深入的社会调查，学习和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以及心理学等多方面知识，选读国内外重要流派的小说作品，吸纳古今精华，博采众家之长。正是他的这种保持地气的特质和严谨的精神，为小说奠定了坚实基础，成就了作品的厚重与博大。《白鹿原》不仅是忠实先生留给社会、奉献人民的精神财富，也是一本启迪后人的生动历史教科书。我相信，时间将证明，《白鹿原》是一部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　　忠实先生一生的创作实践，始终保持着对现实和人民的热切关注，心贴着大地，情系着民众。他生于关中农村，做过人民教师，当过公社干部，一生的行迹都和关中大地密不可分。他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中说道：“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兹，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十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他用自己的人生追求，用文学的笔触反映社会生活，记录时代风云，始终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融入时代主流和人民的实践之中。他是关中人，写关中大地、关中人事，写出了这块热土骨子里的精神。在我看来，他的《白鹿原》，是一种立于历史高端，对社会、对历史“大我”的洞察观照。正如忠实先生所说：“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在那个时代，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解体了，但在中国人精神心理上的遗留不会随着皇帝退位而消失……我想要尽可能把握那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精神历程。”正是在把细微的人性洞察、大时代下的社会变迁融入鲜活的个体群像过程中，他向读者充分地展示了关中地区独特的地域风情和文化底蕴，也用凝重之笔写下了自己深邃的历史思考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我记得一位作家谈到自己**次读《白鹿原》的体验：“几乎每读一章，我都要站起来走动，在院子里乱转，以平息激动的心情……作品通过对关中乡村生活的提炼和概括，形成了极强烈的思想冲击和穿透力。”从这个意义上说，陈忠实不仅是一名作家，也是一位人文思想者。　　文学只有远离喧嚣，才能沉积厚重。读《白鹿原》，*为突出的感受就是“厚重”。这种厚重，既源于忠实先生对于时代人生的内修外化，更在于他始终保持着一颗摒弃浮华、淡泊名利的超然之心。陕西文坛向来有苦心孤诣、甘坐冷板凳的传统。当年，柳青为写作《创业史》，辞去长安县委副书记的职务，定居皇甫村长达十余年。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在陕北潜居六载，呕心沥血。陈忠实选择了与柳青、路遥同样的道路，从繁华的城市回到农家小院，开始写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做枕头”的大书。为了潜心创作，他背馍回乡，住在祖屋，一桌、一凳，一坐就是数年，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白鹿原》的创作中。功成名就，甫任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也没有得之欢喜，反而先后两次辞官，请求只做一名专业作家，以为文为乐。“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在陈忠实的世界里，世代祖居的老屋、淳朴宁静的农村、麦地辽阔的白鹿原才是心灵得以从容的归宿。　　正如他所说：“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驰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宁静。”人在原上，宁静致远，其淡如菊，其香弥远，这是陈忠实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