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在哪里

　　《幸福在哪里》：　　中国近千年为何没有重大发明？　　笔者认为，以下六个方面影响了中国重大发明的出现。　　**，需求不高，从事发明的动力不足。　　中国属于传统的农业国家，家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靠天吃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生产规模太小，非科技因素影响极大，使用或者不使用发明创造成果对家庭农业生产的结果影响不大。长期在低级落后的生产方式下生产生活，决定了中国人对发明创造需求不高，导致从事发明的内在动力不足。　　汉唐之前全世界的发明相对极少，到了唐代、宋代，中国的生产力处于全世界领先水平，缺乏发明创造的驱动力。元朝统治者则认为，铁蹄可以征服全世界，没有必要进行发明创造。明朝开国皇帝是农民出身，没有发明创造的意识。到了清朝，乾隆及之前的几位皇帝统治时期国力尚可，加之连年征战，发明的动力不足。乾隆帝之后至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一直被内忧和外患所困扰，无暇顾及发明创造。　　第二，国家和民众对科技和发明创造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史，古代帝王的世袭制度下的中国，从国家*高统治者到普通民众，普遍没有科技意识，对发明创造的作用认识不到位。　　唐朝之前的绝对强大，宋元之际的相对强大，到明朝、清朝屡遭外敌入侵，都是因为世袭皇帝能力越来越衰退。相反，外戚、后宫、宦官三股势力干政，使内忧加剧，官场腐败，民不聊生，让外忧泛滥。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外敌人侵让外患迭起。三重矛盾夹击之下，国家和政府无力关注发明创造，社会和民众无心从事发现创造。闭关锁国、狂妄自大，总以大清帝国和世界强国自居，根本不了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发展状况，这就是我们老祖先不重视科技和发明创造为子孙后代留下的历史教训。　　第三，中国主流思想对发明创造有抑制作用。　　从汉武帝开始，中国全民崇尚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做人等方面作用巨大，唯独不利于搞发明创造。　　儒家以中庸为*佳状态，限制非中庸的一切思想和行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高于岸流必湍之”等思想深深地影响人们的言行。搞发明创造被认为是不守规矩的极端行为，许多奇思妙想被当成胡思乱想、异想天开，遭到反对、压制、限制、打击、取缔。发明创造的思想和行为被早早地扼杀在萌芽状态。　　第四，难以产生接力式发明创造团队。　　中国有句古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意思是说，走着不同道路的人，就不能在一起谋划，比喻意见和志趣不同的人就无法共事。这里的道包含思想、志趣、性格、爱好等意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更为直白地将人按道分为许多群，如性格内向的一群，性格外向的一群等。　　而发明创造恰恰需要性格不同、爱好不同的三类人结成一个团队，这种团队在中国儒家的文化背景之下，很难产生。　　发明创造首先必须有一个能提出独特见解和奇思妙想的发明者。　　能有重大创新思路的人必须善于钻研，善于独立思考，常常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爱钻牛角尖的习惯。这种人思维方式不同于常人。性格内向、孤僻，非常有主见，非常自信。对事很执着，思想很固执，一根筋，认死理。他认定的事，抱定的思想，九头牛也拉不回来。他能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路孤注一掷。在外人看来他的大脑有点儿不正常，似有精神病。发明家往往不擅长与人交流合作，喜欢单打独斗。正因为这样的特点，中国的发明家很少能被人发现，让人赏识，能助其一臂之力使其成功。被扼杀在摇篮中的发明和半途而废的发明家为数不少。　　发明创造团队的第二个成员就是鉴赏者、试制与完善者。　　古人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鉴赏者就是能识货的伯乐，一个能将发明家的思路、思想变成现实，变成样品、产品等别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一个能让大家认可和接受发明成果的人。能懂得发明家价值的鉴赏家有双重性格或为多重性格。他是半个发明鉴赏家（他不会发明，只会鉴赏），又是半个实干家，．他既有内向性，有类似于发明家的思维模式和能力，能顺利地与发明家打交道。又有外向性格，能动员别人生产，让发明思想变成样品、产品，能向大众推荐样品和新产品。　　中国古代嫦娥奔月的发明思想首先被外国人变成了现实，《西游记》孙悟空七十二变等均属非常好的发明思想，可惜无人重视，仅当娱乐。　　据说陕西某科研单位的技术人员研究出一套新药剂配方，找了当地许多药厂联合开发，结果无人理睬。该配方拿到广东后，被珠海一家药店相中，花重金购得该配方权。这就是名噪一时、红遍全国的“丽珠得乐”“丽珠胃乐”“丽珠肠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