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美德现代转化与传承研究

　　《中华美德现代转化与传承研究》：　　2014年11月11日晚上，习近平主席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时指出，要了解今天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的过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中国政府的治国方略，浸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在《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　　这些重要讲话，对于我们研究儒家伦理和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共同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接中华美德，延续中华民族精神命脉，向新一代传递中华文化基因，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概念与辨析　　价值观，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引进的新概念。它是西方文化的灵魂，是单向文化输出与文化取代的核心内容。在中国的史书上，难以找到具有同样内涵的词汇。若从规范社会道德秩序、推动社会发展的功能上讲，却有“基本道德规范”之说。习近平2013年冬天在山东讲话时指出，“基本道德规范，是支撑一个社会发展的基本道德力量。有了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道德秩序，大家都好遵循。重视基本道德规范和基本道德秩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基本道德规范，就是我们的先人在历史实践中形成、培育和不断发展的一整套传统美德规范，可称之为基本道德规范体系。正如习近平2014年在“五四”北大讲话中所讲，“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这种“独特的价值体系”，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灵魂。它使得中国成为中国，使得中国人成为中国人。可以说，它是当今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因此，当今在中国大陆上，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必须从中汲取丰富营养，否则就不会有生命力和影响力”。因此，有必要总结和研究我国历史上中华美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以便为建构当代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营养，寻求智慧。　　二、形成与发展　　在中国历史上，中华民族基本道德规范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贯穿整个历史过程，是一个不断发育与成长、充实与调整、与时俱进的过程。历朝历代的仁人志士，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依据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化，面对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进行充实与调整；都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时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研究这一历史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核心道德体系或独特价值体系的发展史。切忌用习惯的“封建礼教”思维去“批判”，要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孝，产生于4000年前尧舜时代，是一种血缘与亲情的文明。只要这种血缘与亲情的关系存在，孝道就会存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它为建构中国所独有的道德体系、基本道德规范奠定了根基。　　礼，经历西周（前11世纪一前771年）千余年的形成与建设，成为一种社会秩序与制度文明。在春秋（前770-前476年）近300年的时间里，先有管仲的“四维”——礼、义、廉、耻，后有孔子“三达德”——智、仁、勇，逐步建构了中华民族**套以礼为中心的价值体系。管仲（前719-前645年）断定“四维”这一核心价值体系与国家“兴亡”有关系；孔子（前551-前479年）面对“礼崩乐坏”，提出“克己复礼”，并提出智、仁、勇、礼、忠、信、孝、悌等一系列核心道德。在战国（前475-前221年）254年的时间里，孟子（前372-前289年）提出仁、义、礼、智“四德”，是在孔子“三达德”之基础上增加一个“义”。这在战国时代有其特殊的缘由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