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与忆念

学界*有领袖范儿的那个人走了
老邓走了。老邓者谁？邓正来也！
几年前，老邓先是从北京走了，去了上海，他在京城的朋友一下寂寞了不少，聚会变得少了，尤其是本来必不可少的年底的亲切聚会。朋友相互之间也因为老邓的不在而见面少了。即便是喜欢清静一点的人，到年底时也不免觉得有点感伤，但又有一点期望，说不定什么时候老邓又“杀回”北京了呢。
但老等老邓，也没等到他回来，而这一次，老邓却是永远地走了。我到现在还不敢相信，这样一个生龙活虎的人，这样一个生命力洋溢的人，竟然说走就这样迅速决绝地走了。老邓那笑眯眯的样子，那每次见面就要拍你肩膀的样子，竟然说见不着就再也见不着了。一念及此，不禁悲从中来。我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是在国外，当时就突然心头一震，惊骇莫名，待心境稍稍平复，草拟了一副挽联来表达自己的心情：
生于沪上殁于沪上中间大段在京华旧友情何堪
学在民间思在民间进入体制亦冠群新知意难平
我和老邓也算是缔交于京城的“旧友”了，而他到沪上之后对他也增添了一些新的了解。*早见到他还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中国人民大学，记得曾在靠近人大后门的一个两层楼的宿舍里和他畅怀聊天。然后是九十年代都租房住在六郎庄，两家会时而走动。他很喜欢孩子，常带着嘟儿来坐坐。而且一来常问：“有什么好酒？”于是小酌一番。他后来搬到北郊的名流花园，虽然路途远了，也还是去玩过多次，或者老邓请大家在城里吃饭。一九九九年的*后一晚，老邓邀约了几家人一起在酒店迎接新的世纪，所有人在零点到达之前静默凝思一阵，然后在新世纪的钟声敲响之后互相热烈拥抱和祝福，至今印象犹深。
老邓长期在体制外，埋头翻译、写书、编书。二〇〇三年到吉林大学做教授，但家没搬离北京，还是常能见到。等他二〇〇八年到复旦做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后，搬家过去之后见面就少了，而我去上海的次数倒是增多了一些。但*近的一次，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下旬的有关政经改革的会议我反而很遗憾地没去。我们*后一次见面还是二〇一二年夏天嘉映夫妇请他在世纪城吃饭的聚会上。他*后的来信则是他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回复我不能去参加上海会议之后的回信，说春节他会来京一聚。然而，京沪两地之暂隔，转眼竟成生死两岸之永别，痛哉！
老邓创始并主持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只有四年，却做了难以想象的许多事情，而且做得那么有声有色，轰轰烈烈。我查看了一下二〇一三年一月发来的第四十五期复旦高研院学术通讯，其中“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已经进行到第四十八期，“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进行到第五十三期，“通业青年讲坛”进行到第三十二期。他还组织了许多国际和国内学术会议，担任了《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上海学术报告》等丛书的主编，自己还新译和撰写了不少著作与文章。如果仅从事功的角度看，他生命中这*后的四年大概是他*辉煌的四年。
或许有人会批评他还不够沉稳，有点张扬，但这大概也是要做大事的人难免的。老邓跟他的好朋友自然不多说大话，但我们在席间也常常听到他对别人说大话。他毕竟不仅是一个要做大学问的人，还是一个要做大事情的人，而做大事是要跟各种人打交道的，也需要各种资源。老邓行事像一个兄长乃至大佬，要不，为什么许多年长他几岁甚至十几岁的人都自然而然地叫他“老邓”？作为一个自由散漫分子，我没有做过老邓的同事和下属，不知会感觉如何，但做他的朋友真是再好不过。他很看重的学术著作《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时代的论纲》，虽然我不是太赞同其中的观点，觉得有点不接地气，但的确能感觉到其中有一种“天马行空”的气势。我对他强调知识分子应当以批判为**义也有一点疑义，可惜对这些问题再也不能在一起细加讨论甚至争论了。
我相信，若老天假以时日和条件，老邓能做的事情岂止这些？袁伟时曾忆及老邓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抱有的两个宏愿：一是在北京建一座中国社会科学大厦，建立民间研究机构，出版刊物；二是竞选总统。我虽然没有听他说过后面的宏愿，但的确知道他的抱负远远不会以他现已取得的成就为限。他是我所了解的学界*有领袖风度和气派的人。
老邓不仅是一个在学术领域内跨界的人，其学术探讨广泛涉猎政治学、法学、社会学、哲学……而且是一个超越学术界的“跨界者”，是一个三教九流、上上下下都能交往的人。他无论是和学界、政界、商界，还是和喇嘛、活佛、中医、西医、民间、庙堂，甚至可能红道、白道、黑道的人大概都能打交道，都有一些有交情者，包括引车卖浆者流。他能像苦力一样地吃苦，也能像贵族一样地享受。他有许多大想法，且能够抓住不放，具体落实，既能安静地做学术苦功，但又没有书生气和书卷气。他有学术的见识，又有看人的眼力和生活的智慧；有做事的大魄力，又有把握细节的能力，似乎再大的场面都能应付自如，至少，我还没看到他驾驭不了的场面。放眼学术界，大概还没有人有他这样大气魄的、热心投入且水准高的学术组织者。不论国内国外，也不论朝野和左右的学者，他都常常能将大家聚拢在一块，既能“将兵”，又能“将将”，且都是“多多益善”。他豪爽中有机警，侠义中有温柔，粗放中有细心。他有看来非常严苛的一面，但也有非常包容的一面。有些朋友相互之间可能有点过节，但却都是老邓的朋友，会在老邓的宴席上将一切芥蒂放下。
老邓是一个颇现代的人，又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的学问虽以西学*为见长，但性格和行事却有相当传统的一面，有一种古道热肠和侠骨柔肠。我们的确可以遗憾，如果给他更大的平台、更多的资源，他一定能够导演出更加波澜壮阔的大戏。“世有英雄，遂使英雄不再出。”当今社会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代。然而，在民间或者说体制外做思想学术的组织还是太难，不是没有杰出的人才，也不是没有智慧的谋划，但卡住了就是卡住了，怎么努力也发展不起来。老邓在前二十年体制外的成果已是不容小觑，而他*后十年的出山大概也是无奈，不过依旧未改学术初衷和学者风范。
可能会有人希望像老邓这样有领袖才能的人能做成更大的事业，但我个人倒是更盼望老邓宁可做事缓一点而生命久远，等哪一天老友们都不再做什么事了，斜阳西下，几个很老的老头老太太，一起悠闲地在夕阳里饮酒品茗，说些闲话。然而，天许其以才，却未许其以寿，呜呼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