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韦伊

西蒙娜·韦伊决定进工厂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困境，这对于20 世纪30 年代成年的一代人并不稀奇。就在几年前，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离开了他在伦敦舒适的家，到巴黎和伦敦体验穷困潦倒的生活。在美国，天主教活动家多丽丝·黛（Dorothy Day）经历了富足不羁的青年时代以后，在纽约下东区的贫民窟永久定居，开始她对穷人的使命。到20 世纪60 年代，更多的美国活动家走上了同样的道路。实际上，美国人撰写的有关西蒙娜·韦伊的*好的一篇论文是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的那篇，林德是学生争取民主社会运动的领袖，他在文章中详细阐述了西蒙娜·韦伊对这场运动的重大影响。“西蒙娜·韦伊可以被视为……我称之为**批新左翼的国际探索者中的一员，”他这样写道，“**批新左翼，也是第三批。”“**批新左翼由1930—1945 年间的激进主义者组成，这些人脱离了斯大林主义，也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而且，他们不仅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还部分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本身……西蒙娜·韦伊预见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二批新左翼的每一项重大主题。”

西蒙娜· 韦伊在好友活动家苏瓦林的帮助下找到了**份蓝领工作。工作单位是一家名叫阿尔斯通（Alsthom）的公司，这家公司很大、很有名，由阿尔萨蒂安（Alsatienne）和汤普森（Thompson）两家公司合并而成，生产大型电力机械。那个年代，很少有管理层的人能被说服雇用一个古怪、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兼劳工组织者到流水线工作。但阿尔斯通特别进步而开明的领导者奥古斯特·德特夫（Auguste Detoeuf）似乎对雇用西蒙娜·韦伊这样一位特立独行者的挑战很感兴趣。他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坚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可以融合，工业和古典文化可以融合”。他答应让西蒙娜·韦伊到巴黎一个比较大的工厂上班。工厂位于勒古布街（Rue Lecourbe），在第十五区。那里雇用了大约三百人，制造有轨电车和地铁的电气配件。为了找到一种更适合工厂工作的生活节奏，西蒙娜·韦伊搬出了父母的公寓，在工厂所在的那条街上租了一间很小的工人房，希望完全靠自己挣钱生活，不要父母任何帮助。实际上，随后的一年里，她星期日回家吃晚饭都会把估算的饭钱放到父母的餐桌上，而对于女儿这个习惯，善解人意的韦伊夫妇尽管感觉很痛苦，还是默默忍受了。

西蒙娜·韦伊从1934 年12 月的**个星期二开始到阿尔斯通上班。老板德特夫答应不把她的身份告知其他工人。很多人注意到她的手不是体力劳动者的手，以为她是一个考试不及格的穷学生，到阿尔斯通打工养活自己。他们还注意到她瘦骨嶙峋，而且是车间里唯一一个不带零食的人。他们经常主动把自己的面包或巧克力让给她吃，她通常都拒绝了。她每天写给苏瓦林的信本来是她工厂生活*真实的记录，却在纳粹占领巴黎期间被毁掉了。幸好她自己对后来八个月的生活留下了日记。她的“工厂日记”几乎每天都写，详细记载了她在三个不同工厂工作的悲惨经历：为了那点儿可怜的工资而被安排的任务、她对工人同事的印象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日记按时间顺序记录了计件工作的卑鄙本质：工厂计件付钱，不按工作时间付钱；完不成定额要从工资里扣钱；工作本身常常危险重重；时间安排不合理，除了十五分钟午餐时间，中间没有休息；只关心定额的工头经常羞辱工人。西蒙娜·韦伊在日记里谈到，她干体力活儿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笨。经常被她称为“雅克定额”（Jacquot）的一个仁慈的工头告诉她，她不像车间里某些工人那么笨，他们把自己弄伤残的时候比她多（应该承认，这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恭维。但鉴于快速生产的持续压力，又没有任何安全措施，西蒙娜·韦伊要避免身体遭殃就得费很大的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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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法国的失业率依然徘徊在20%，而她用几周时间就找到了第二份工厂工作，真是不简单。这是在布洛涅—比扬古（Boulogne-Billancourt）区的一个比较小的工厂，名叫卡尔诺（Carnaud），专门生产油壶和防毒面具。即使机器设备没那么大，工头也没那么凶，卡尔诺却跟阿尔斯通一样，使人心力交瘁。“一个刑罚机构，” 她这样描述那里，“一个烂机构，烂透了——疯狂加速，割破手指是家常便饭，不断有大批工人下岗……我一次也没见到哪位工人的眼睛离开过工作或与工友说句话。”她对车间里毫无人性的环境这样评价。**天上班，她被安排到一台做金属零件的冲压机旁，全力以赴才在一小时内做出了四百个零件。但是，那天下午，工头——“一个外表帅气、样子和善的家伙”——过来告诉她，如果她不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内使数量翻番达到八百个，他就解雇她。“你要是能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做出八百个，我也许会同意你留下来。有工人做到一千二呢。”西蒙娜·韦伊怒火中烧，她强迫自己做了六百个，但到快下班时工头告诉她还不够。六点钟，就在打卡下班前，她问工厂经理是否希望她第二天回来。经理告诉她，只要她努力加快速度，就可以回来。

**天在卡尔诺的工作结束，她走向塞纳河，渴望呼吸新鲜的空气。她坐在岸边，内心沮丧，精疲力竭，内心“充满无奈的愤怒”；假如注定要过这种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能否“每天过河而不跳河”。工厂里一位工友跟她说起自己十三岁的儿子，那些话使她深受触动：“他要是不上学，将来干什么？跟我们这些人一样受苦受难。”

第二天早晨，振作精神在同一台冲压机那里做了六百五十个零件后，西蒙娜·韦伊被安排了另一项任务：高速穿金属薄带，但要小心避免两条带子挨着穿过去。然而她出了错，把两条带子连着穿了。机器被卡住了。工头得修机器，他好像很不高兴。在这种颜面尽失的场合，她回忆道：“一个微笑、一句友好的话、人与人之间的瞬时接触，无不胜过特权圈子里的深情厚谊。”

确实如此，西蒙娜·韦伊在工厂工作的几个月里，她仅有的安慰就是工友们偶尔表达的善意与同情。她特别愿意接受这种表示。“每次我疼得龇牙咧嘴，坐在前面的电焊工都会对我凄然一笑，充满兄弟之爱，这对我胜过千言万语。”“在工厂里……*微不足道的善意，从微微一笑到帮个小忙，都能使你克服疲惫，克服工资的困扰，克服所有的压迫。”“碰上一个坦然微笑的火炉工，在更衣室听到大家讲比以往更有趣的笑话，我就知足……这些兄弟情谊的微小证明带给我极大的快乐，我一时竟忘了疲劳。”“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人”是她对一个异常友善的工头的评语，那个工头曾关心地看着她赤手把巨大的铁螺栓搬到一个包装箱里。自始至终，她还不断意识到人们对女工表现出来的性别偏见。“男人对女人的不屑，”她在工厂日记里写道，“以及大家讲的黄色笑话在工厂工人中都比在其他人群里要显而易见得多。” “我处在一个双重卑微的地位，”她后来回忆，“消泯我尊严的不仅是那些工头，还有那些工人，只因为我是女人。”

西蒙娜·韦伊在卡尔诺只工作了一个月就下岗了。到目前为止，在两家工厂，她都发现流水线作业对人情感的摧残甚至超过了对其身体的压力。她还发现，这种劳动*令人沮丧的方面是“对工作目的一无所知”。工人们没办法把那些零部件生产与要装配这些零部件的大型机器联系到一起。而那些经常随心所欲的经理的反复无常又导致了一连串的屈辱经历。这种屈辱对西蒙娜·韦伊产生了深刻影响。她后来写下了那年的人生体验：

我几乎要崩溃了……我的勇气，我的自尊，在这段时间里都慢慢碎裂了……清晨，我在痛苦中起床，带着恐惧去工厂；我像奴隶一样工作；中午的短暂休息使我犹如撕裂般痛苦；5 ：45回家，就想好好睡一觉……那种对于接下来要做的事的恐惧，那种焦虑，只有在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上午才没有。怕的是那种发号施令。此前在社会中形成的个人尊严感荡然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