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五处

伦敦，殖民地部大楼，1947年4月的一天清晨，屋外寒气逼人，屋里来了一位躲避严寒的女人。她，其实是个恐怖分子。刚才，女人彬彬有礼地征得门卫同意，施施走进大厦，悄悄扔下一捆报纸，静静溜上大街、钻入人群，渐渐不见踪影。报纸被她留在了厕所，里面足足裹着二十四束炸药。警察不清楚女人的身份，而军情五处（MI5）也不知道她是何人。其实，女人只是“斯特恩集团”派驻英国本土的一个小卒子。“斯特恩”这样规模的准军事组织，在巴勒斯坦可不止一个。它们都在对抗英国殖民当局。这一次的爆炸物，来自一个外号“炸药人”的法国籍犹太老兵。老兵也是“斯特恩”的一员。他把炸药藏进假肢，带入英国本土。恐怖分子的终极目标，是在巴勒斯坦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家。而女人此行的目的，就是利用暴力迫使英国政府同意。 此前，军情五处已经高度戒备，时刻防范着可能的恐怖袭击。中东多地的线报表明，犹太复国主义极端分子正计划把“战火”从巴勒斯坦烧到英国本土。为此，军情五处留了个心眼，密切监视国内各家犹太社团和锡安主义组织的一举一动。经过调查，情报部门发现，极端分子不但想在伦敦制造爆炸案，还意图刺杀政府高官。 1946年，军情五处负责人在一次汇报中告诉当时的首相，整个内阁都是刺杀者的目标。同年，另一起邮包炸弹案案发——极端分子的目标直指每位内阁成员，爆炸物的分量足以致命。不过，他们并未得逞，案件很快侦破。 殖民地部大楼厕所里那捆炸弹，*终也没能炸响。“白厅”能够逃过此劫，纯属偶然。假如炸弹计时器没出故障，后果实在不堪设想。1946年7月，“斯特恩帮”以外的另一大武装组织“伊尔冈”帮派成功策划并制造了大卫王酒店爆炸事件，导致91人死于非命。 殖民地部炸弹事件之后，英方在全欧范围展开搜捕。军情五处、秘密情报局（军情六处）和伦敦政治保安警察是其中的主要力量。*终，恐怖分子在比利时落网。同时，军情五处还揪出了多名在英潜伏活动的“伊尔冈”分子。他们或是遭到逮捕，或是被严格监视。不过，“伊尔冈”集团的头目一直逍遥法外。日后，此人还青云直上、担任要职。他正是梅赫纳姆·贝京（Mechnam Begin），日后的以色列总理、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二战”之后，英国殖民体系开始瓦解。在此期间的一系列秘密情报行动，就是本书的主题。*近，一大批文件得到解密，为我们揭示了许多当年秘辛。说是秘辛，其实也不尽然，其中的各种细节，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鲜见。比如，“二战”后的巴勒斯坦，和如今的中东何其相似。两者同样饱受少数恐怖极端分子的威胁，而英国也两度被裹挟其中，进退两难。 早在五十年前，英国便深受恐怖主义威胁。“二战”结束后，我们所面临首当其冲的威胁并非来自苏联和东方阵营，而是中东恐怖主义。如今，西方仍然深受一些极端组织的威胁。曾几何时，犹太恐怖主义极端分子也是十分猖獗。这种现象，正应了尼尔·弗格森的说法：“恐怖主义就是中东的魔咒。” 本书的内容，大多属于秘密。英国曾是一个超级帝国，到头来却不免分崩离析。其中种种不为人知的故事，都在本书中得到详细揭示。英国的情报体系遍布世界，而本书也拥有广阔的全球视野：作为一个“国内情报组织”，军情五处的职权范围却远涉重洋。帝国的每个角落，只要遭遇安全威胁，都会见到军情五处人员的身影。“冷战”期间，军情五处的活动领域几乎囊括了整个地球。因此，英国殖民体系一步步走向垮台的历程，军情五处方面几乎做了全程见证。其间，英国政府的大多数秘密行动，军情五处也是主要的执行者。其中，既有北非沙漠中的战时巡逻，也有和非洲独裁者的暗中联络。既包括肯尼亚等地的“紧急状态”（或称反颠覆活动），也涵盖巴勒斯坦的城市游击战。书中的地域涉及马来亚的丛林、塞浦路斯的山脉和阿拉伯半岛的荒漠地带。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英属领地上的秘密活动，苏联克格勃的暗杀行为，也在书中客观呈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英美情报机构在中东策划的那些颠覆性活动。英美当局处心积虑，一切都只是为了石油。他们何曾想到，自己以为得计的那些“行动”实际上后患无穷。 英国殖民体系的崩溃（历史学界称之为“英国的去殖民化”或“去英国殖民化”）过程中，大幕后的情报工作的作用常常被人忽视。1945年，“二战”结束，其后的二十年内，英国殖民地纷纷独立。 研究者之所以忽略情报机构的角色，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有些原因很好理解。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英国官方只公布了军情五处的存在。秘密情报局和国家通信情报局则一直隐身幕后、鲜为人知。如今，官方公布的历史资料当中，我们很难找到后两个部门的身影。按照惯例，一个“不存在”的部门，自然没有“公示”的必要。由于没有足够的文件提供佐证，历史学者也就极少涉足相关领域。 过往的史学界确实受制于材料，对帝国解体过程中的秘密战斗知之甚少。不过，时至今日，英国情报机构已经渐渐走到了阳光下。他们的面目，已经为普通公众所知悉。20世纪80年代末，确切地是在1989年，英国政府正式公布了军情五处的存在。“冷战”结束后的1994年，秘密情报局和国家通信情报局的身份也相继大白于天下。如今的情报机构，再也不是生活在梦幻岛或者乌有之乡。他们必须面对公众、说服公众。 1992年，殖民地部开始实行旨在打造“透明政府”的“瓦尔德格拉夫条例”，主动向非官方历史学者提供已经解密的政府文件。其中，自然有涉及情报方面的内容。到了这个时候，所谓“解密”已经不再是做做样子，而是真心实意的一项举措。政府方面的举措表明，本书以及同类作品有着特别的意义。有了这些记录，英国的秘密部门终于可以赢回自己应得的历史地位。可以说，有关于帝国解体和情报秘辛的历史资料的问题不是太少，而是已经有点太多。 近些年来，虽然相关的历史资料已经非常丰富。但是，史学界的一众研究者对于情报机构在帝国解体过程中的作用有所忽视。即便那些*为翔实、*为优质的历史著作，对于情报机构的贡献和作用也语焉不详、有所忽视。即便偶有提及，也只有寥寥几句聊作后见之明。 如今，关于“二战”的历史著作，都不会遗漏“布莱彻利公园”里密码专家破解德国密码、制造“高级情报”（Ultra）的巨大贡献。相形之下，战后情报机构的作为少有人知，实在有些吊诡。“布莱彻利公园”的后继者通信情报局（GCHQ）几乎无人知晓，似乎那些密码专家在战后寸功未立。实际上，战后的情报人员同样活跃，程度不亚于“二战”期间。只不过，他们从战争中的明星，变身成为幕后英雄。时至今日，这些人仍在世界各地恪尽职守，只是他们的存在很少遭到曝光而已。有些研究者认为，“二战”当中情报人员的确居功至伟。他们战后的作为是否能达到同等高度，还有待商榷。但是，如果忽略了情报世界里的起起伏伏，我们实在无 法理解英帝国解体中的许多行为，对这段历史的认知也将难以完整成形。 1945年后，英国势力逐步收缩，从一个昔日的帝国老大变成小小岛国。如果不了解其间英国情报机构的行动和作用，我们根本无法理解这段充满暴力的历史变迁。 在这里，鄙人必须提醒各位读者，《军情五处》实在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它涉及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要想对其有所理解，必须要花费一番脑力。史学同仁当中，不乏与我意见相左的人。其中一些认为，英帝国解体的起点早在1899—1902年间，当时正值英布战争。英方派出45 000名正规军，却被一群农夫耍得团团转。大英帝国的败象初现，由此可见一斑。另一些人认为，“二战”期间，大英帝国已经力不从心。1941年《大西洋宪章》（The Atlantic Charter）的订立，以及次年《租借法案》（Lend-Lease Policy）的出台，表明大英帝国不得不屈尊领受大西洋彼岸的馈赠和施舍，一个帝国也就此宣告终结，它的领地、国运从此完全操于华盛顿当局之手。还有同仁认为，1945年艾德礼当选首相并组阁，才是大英帝国的历史终点。工党政府上台后，英国的政府架构进一步“本土化”。*后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则把大英帝国的覆亡和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直接联系到了一起。 上面这几家之言，笔者都不太认同。因为，将一个体系的覆灭同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画上等号，既不严谨、也有欠妥帖。假如真要如此选择，本人比较认同第四种意见——苏伊士运河危机直接导致殖民帝国土崩瓦解。随着运河危机的消弭，英国失去了作为一个世界霸权的基本条件。 近来，史学界对于英帝国解体的研究日渐昌盛。纵观各家论点，我们大致可以把他们分为四类。对于大英帝国的覆灭，四类人士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也有着不同的视野和角度。具体的内容和区别大致如下： **类史学家可以命名为“民族主义”派。持此论者自然把矛头指向了殖民地上的民族主义分子，认为这些人是大英帝国解体的罪魁祸首。 第二派史学家则是“经济学”派。他们觉得，英国选择收缩领土，根本原因是由于经济上不划算。“二战”中，英国虽然取得胜利，国家财产却因此濒临破产。于是，接下来的二十年来，英方不得不收回殖民扩张的触手。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他认为，1945年的大英帝国已经虚弱不堪，只能收缩势力，苟延残喘。 第三类史学家，则认为英方的收缩属于“精神原因”。“二战”后的英国有一句大众名言：“赢了战争，输了和平。”民心的疲累可见一斑，实在不足以撑起一个老大帝国。 第四类史学家把外部压力当作殖民帝国灰飞烟灭的主要原因。当时，国际社会纷纷发难，对于英国殖民当局大加责难。东西两个超级大国齐齐施压，英国实在无力抵挡，只能从命撤退。 “二战”之后，随着殖民领地次第获得独立，英国也从一个世界大国沦为二流国家。不过，很多研究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误解。他们认为，英国方面的败退属于伦敦当局“有意为之”。显然，这不符合历史事实。 殖民地确是一个接一个离英国而去，但要说这个过程属于英方的精心策划，则完全是痴人呓语。无论是殖民地部，还是其他政府机构，都对这个历史进程始料不及。实际上在“二战”末期，大英帝国的前景看上去还非常光明。可以说，当时的殖民体系毫无瓦解的前兆。即便到了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方兴未艾的反殖活动也甚少触及“独立”的话题。相反，各个地区的诉求不过是取得“内部自治”而已。他们追求的政治前景，不过是取得部分事务的自主权力。至于安全、防务和外交事务，还是统一交给英国处理。 因此，所谓内部自治，和完全独立有着根本区别。1945年，艾德礼上台执政。这时，英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出现很大改变。此前，英方在当地的盟友多为威权政府和军人政权。艾德礼上台之后，英国转而支持那些民众基础雄厚的政治势力。相关的举动，自然有其背景。毕竟，中东是英国对抗苏联、进行“冷战”的重要舞台。 按照艾德礼内阁的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说法，工党政府将更为注重“佃农”，而不仅仅把“帕夏”（奥斯曼帝国的一种爵位，此处代指“权贵”——译者注）当作拉拢对象；抛弃上层路线，改走下层路线。表面上看来，艾德礼非常开明，愿意为殖民地的民主进步大开方便之门。但是，1947年印度的独立，以及次年的巴勒斯坦事件，说明工党内阁不过是假意讨个口彩而已。对于殖民地的民主民族主义，他们其实并无支持之意。1948—1959年间，先后有三个英属殖民地获得独立，它们分别是1956年获得独立的苏丹，以及同于1957年获取独立地位的“黄金海岸”（后来更名加纳）和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前身）。当时，放弃殖民地的论调已经大行其道。不过，也有许多殖民官员表示强烈反对。他们对于殖民领土的眷恋，远远超出研究者的想象。内务大臣赫尔伯特·莫里森（Herbert Morrison）曾经比喻说，给予某些属地独立地位或者让他们进行内部自治，就好像把“一把车钥匙、一个银行户头和一支猎枪”交到“一个十岁小孩”手里。莫里森的说法很是直率，他那些同行自然要委婉一些。他们表示，殖民体系的巩固有助于“冷战”的胜利。因此，英国千万不能放弃自己的海外领地。 杰克·加拉赫（Jack Gallagher）是研究英国殖民体系的史学专家。他指出，1945年过后的十年之内，殖民地部扩员了一倍有余。在此期间，整个殖民体系得到了重建和巩固，英国方面显然没有放手的意思。同时，军情五处也在招兵买马，应付帝国范围内的情报任务。 英国方面虽然竭尽全力巩固殖民地的安全环境，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历史进程难以逆转，殖民帝国仍然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其间，英方的反应与其说是早有预案，不如说他们作风务实。殖民地部和军情五处齐心合力、参与博弈，努力为英国争取更有利的结果。对于许多事情，英方实在没有操控之力。1957—1963年期间，哈罗德·麦克米兰（Harold MacMillan）代表保守党上台执政。在他治下，英国政府加快了去殖民化的过程。对此，他只给出了一个原因——“形势比人强啊，孩子们，形势比人强。”战后的历史当中，形势一路裹挟着英国殖民当局不断退缩。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其中两段时间之内，退缩的过程显得尤其迅捷。**段时期起于1945年，终于1948年。第二段时期则从1959年一直延续到1964年。期间，英方面临着三重压力——其一来自华盛顿当局，其二出自联合国，其三则是秉持反殖主义的东方大国苏联。 1959年10月，伊恩·麦克劳德履新殖民地部秘书一职。上任之前，麦克米兰再三嘱咐他“提高效率”，而麦克劳德也谨遵上意。在他的治下，去殖民化的进程果然大大提升。就职的几年期间，他的“效率”一直相当可观。1960—1964年，足有17个英属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期间，军情五处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不容忽略。麦克劳德事后回忆，自己任上的首要任务除了加速去殖民化进程，还要保障这个进程的平和和稳定，避免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以及暴力事件。毕竟，麦克劳德在殖民地部工作期间，比属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前身）已经乱作一团。相关的局面，他必须全力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