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中国文化丛书: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 晚周哲学论集

　　《诸子时代的秩序追寻：晚周哲学论集》：　　在古代社会里，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分别，决定了物上分配的差异性。古人关心的是如何成就一种合理的等级秩序，而物的分配不过是附着其上，配合这一秩序的生成。只要等级秩序合理了，物的分配自然就顺理成章。可见，在古人那里，物上分配的正义性，是由正义的秩序给出的，对于正义的思考，古人并不直接由物的分配出发。应当说，始终萦怀于一种物的分配，自物的分配上来为正义立论，这不过是近代以来的一种发明。这种发明开启于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众所周知，马氏的这一著作对君主以武力、幸运乃至邪恶之道获得权力，做了十分露骨的描述。这并不是说他的洞察力格外引人注目，而是说他竟然可以把君主的这种权术当作政治本身。古代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改朝换代，以奸诈而残酷的手法建立王朝的皇帝比比皆是，但却从来没有人把它当作是政治本身，否则就无法为自身的政权提供辩护，这就是所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而马基雅维里却认为，君主在被人爱戴与被人畏惧之间，后者比前者要安全得多。①如果使人畏惧还显得更为安全，看来就不必为政权的合法性费心辩护了。当然，马基雅维里的政治哲学，更多地还是一种“科学性的经验学问，拿他对事务的亲身经验做基础”②，而其后的霍布斯，洛克等诸贤，则做出了进一步的理论提升，并在新的基础上考察了正义性问题。这一新的基础在此后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尽管偏重或各有不同，但有一个主题始终贯彻如一，即个人财产的神圣性。将国家的正义性从“奉天承运”中剥离出来，而奠基于赤裸裸的利益争夺上，就是始于马基雅维里对君主所写下的一句至今让人耿耿于怀的话：“他务必不要碰他人的财产，因为人们忘记父亲之死比忘记遗产的丧失还来得快些。”①当然，并不是说自此以后，国家的正义性就只能由利益争夺来获得说明，这样未免过于低估哲人的头脑。对于私有财产权的辩护，黑格尔的说法是，“所有权所以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②这就是说，对财产的占有，远不止是一点欲望的满足这么粗俗，而是有着更为“高贵”的意义，黑格尔以其特有的方式，将财产占有权安放在他那螺旋式的理性链条上。但无论如何，政治不再需要获得道德上的庇护，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而由此便离不了要围绕着物的分配喋喋不休。现代西方学人罗尔斯所写下的皇皇巨著《正义论》，尽管把它解读为仅仅处理物的分配正义性问题，也许会让有的学者觉得过于粗疏，但将其置于与另一学人诺齐克相对峙的地位上来考量，难道不正表明现代学人萦怀于物的分配而伤透脑筋么？所谓“群而无分则争”，指的便是缺乏一种适当的分配原则而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争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