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思想研究

　　《思想研究》：　　回归文本之独立地位，悬搁诸多相关外延问题的推测，如此方是对思想研究独立地位的尊重，而不过多地摇摆于校勘学、文献学甚而考古学的观点。如《文子》虽有简本、敦煌本、传本之别，实则每一版本皆可作独立研究，文本之间的联结是被人为赋予的，如若再追溯文子其人及确切的《文子》其书的创作年代，则由文本引出的思想发现必会受到上述问题之牵制而难于立论。历史实证与文本研究务必有明确的划分，否则必造成无谓的纷扰。如《圣经》若作史实看待，必有待历史实证的支持。但更重要的是作为思想文本的《圣经》，其承载之思想内容并不会为其书的创作过程的诸多悬疑而蒙尘，甚而大可置其史证问题于不顾，而以文本独立承载其思想光华。　　文本考据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相当分量，思想研究无法否定文献考据的重要性，但文献与文本不可同日而语。前者为文本实证优先，后者为文本结构优先。严格界定两个研究领域，方可相得益彰而非互相掣肘。依此可以分为三种方式对待：其一，学术综述，即对《文子》其书的历史传承及其创作过程作知识性介绍，这一领域目前成果颇丰，故多借鉴。其二，对《文子》的思想内容作梗概性提炼，以此显现其立场之基本面貌以及在学术史中之地位与评价。但因《文子》与诸多诸子文本有染，且其理论内容多有内在矛盾，缺少系统之条理，故而难于梳理思想纲领。其三，文本比较。以《文子》与《老子》、《庄子》、《淮南子》、《韩非子》等诸多相关文本加以对比，此方式并非以只言片语的简繁、顺背对文本因袭模式加以论定，而是以相对系统的独立论述为依据，分别呈现文本的内在结构、理论方式、基本立场，来把握独立文本所承载的思想内容之关联程度，及文本结构在不同作品之差别，来评估其原创性与寄生性的可能。　　因《文子》的历史成因与文本架构略显驳杂，故难由常规的研究方法而达成公道之论，需要以文本解析与文本参照作为基本的研究手段。既往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写作方式，多致力于梳理思想演进的历史脉络，并由还原具体历史场景对思想的发生、发展做出背景分析。但《文子》及其他尚待考证甚至有伪书嫌疑的历史文本，基于历史线索进行思想分析则缺乏研究平台，如若在缺少确证的前提下给出历史年代的推测，并以此对思想架构进行分析，则需要承担断代的风险。《文子》传本即可作为《文子》思想研究的首要材料和根本依托，其书创制必要凝聚时代议题与思想关怀，以纯粹文献考据的手段给出成书时代的判定，莫不如深入解析思想，宽泛地与相关文本进行思想对比，进而由思想本身来厘定文本身份。这种方法可以称为文本研究的共时原则。古典学在各文明传统中都颇为重视，因思想的价值即在于效力的恒久性。撇开文本的实证课题，将可能有时代跨度的文本横向加以比较，解析思想的差异与共识，进而推断因袭与改造的可能，如此可以规避武断地将文本断代的风险。如《论语》与《荀子》、《孟子》诸文本皆为先秦儒家文献，如上文本成书基本为信史，若尚乏如此依据，即可以单声词、双声词等考据手段进行推测，但实则概率归纳并非凿证。更为可信的方法当为思想线索的梳理。如孔子尚有“礼崩乐坏”之忧，勤勉于“周礼”之复兴，且对“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