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

　　《早期现代新儒家的科学技术观》：　　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从其思想源头看，就已经具有思辨与实践相结合的特征。这是它们后来擅长逻辑地建构理论与准确地进行实验验证的基础，这种思想源头为西方后来诸多学科能够不断突破提供了基础条件。当然，这些条件经过文艺复兴等运动之后，不断地复苏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发展，从而使近乎中断了漫长的一千多年的西方国家，迅速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爆发出惊人创造力。所以，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所取得的成就，与它们在古典时期奠定了良好的科学与实验的习性密切相关。　　其次，近代以来的中国缺乏核心文化要素引领。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的代表之一，在进入近代之前与西方的各种交流，并没有因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对自身主流文化有所影响和破坏，甚至至今还被公认为是四大文明中唯一能够具有本土延续的文化。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中国丰富的古代文化思想，也几乎涉及社会发展的所有领域，只是中国着实缺乏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技术，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中国古代文化中没有科学技术；如熊十力认为中国没有出现类似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文化更多是社会制度的原因，“科学亡绝，咎在专制，非中国从古无科学也”。又如梁漱溟通过研习儒家文化典籍后认为，如果没有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为主导的西方文化的冲击，儒家文化很难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可能推动本土科学技术发展，这是由于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基本没有遭受太大波折的缘故。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较为醒目的历史阶段，大致可以简单归纳出三个：**，是从中华文明生发期开始至隋唐以前（公元前4000年一公元6世纪）。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阶段，其中心内容主要关涉天文历算、冶金铸铜、农桑医卜等方面，其中因为农学、天文、数学及医学具有丰富的实践作为基础，这四个领域也相对而言具有更加成熟的理论体系，整体特点也是体现在十分注重实际的应用效果。第二，从隋唐至宋元时期（公元6世纪-14世纪）。与西方正值所谓黑暗的中世纪相比，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经过两汉、魏晋的发展，至隋唐、宋元时期已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新的历史高峰。尤其是宋元时期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当时西方国家只能在极个别的领域与中国相媲美，更多领域则是远远不及的，“因为建立于隋唐以来雄厚经济基础上众多的科技成就只是进入宋元以后才得到了系统的总结和充分的显示：天文历法上有沈括、郭守敬的创造；四大数学名家（秦九韶、李冶、杨辉、朱世杰）的成就位居世界*前列。技术上，王桢的《农书》、一系列中医学著作、32锭水轮纺车、水运仪象台和《武经总要》、大城市建设的《营造法式》、船坞和水密隔舱、煤冶金和大风扇鼓风的出现分别代表了我国农业、医疗、机械、建筑、造船、冶炼等世界的一流成就，更不要说臻于成熟的四大发明了”。而且，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先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而提出的“李约瑟之问”，已经表明在人类历史正式进入近代之前，中国自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之后的历史成就，相比同时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是遥遥领先的。第三，明末清初至近现代时期（14世纪-20世纪中叶）。农业文明基础又加上闭关锁国，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为衰落的阶段，中国也正是在这一阶段被西方工业化国家近乎全面超越。早期现代新儒家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与以农业文明为主流的社会发展相互依赖程度太深，从而很难突破既有的认知领域而形成更有创见的理论体系。而且，在早期现代新儒家看来，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都多受中国古代实用思想的影响，它们虽因改善日常生活之需而对科学技术有所青睐，但对科学技术的理论与经验达到一定程度后终究很难继续推进和深入，更是缺少对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的追求，从而根本无法达到新科学实用目的——“寻求科学真理的一个真正目的必然对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起作用”——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