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遇见日本

一位访问中国 600 次的日本老爷子

记不得是在哪一年，哪一个场景，见到白西绅一郎先生。
只知道他很牛，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握过手，拍过照片，帮过中国不少忙。
他说他是“中国人”，因为故乡在广岛市，那里属于日本的“中国地区”。 那一天，他拿出一张银行卡给我看，上面印着四个汉字“中国银行”——是他老家的地方银行，与北京的中国银行毫不搭界。
不管聊什么，老先生都喜欢把自己往“中国”上扯，带着抹不去的“中国情结”。 也难怪，在过去的50年间，他访问过中国600多次，踏遍了中国的山山水水。但一直没去中国台湾，说是要等到统一的那一天再去。
白西先生5岁的时候，美军往广岛扔了一颗原子弹。他没死，但家没了。1960 年，他考入著名的京都大学，念的是东洋史专业。在大学里，白西先生加入了日中友好协会，开始从事日中友好事业。因此很喜欢站在中国人的视角，讲述日本发动的那场侵略战争。
2009年11月，白西先生上厕所，发现便血。上医院一检查，查出了大肠癌。医生说，你得马上住院动手术。白西先生说：“得等一等，我接下来要接待一位重要的中国客人。”翌月，在接待完习近平副主席（当时）访日活动之后，他被送进了医院。
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助手的电话，说白西先生想见见我。我问在哪里，他告诉我是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病院，我才知道，老先生得了癌症。
医院在东京著名的鱼市场——筑地。老先生穿着病号服在走廊的小会客室里等我。见到我便说：“明天要动手术，有些不安，也不知道能否醒过来，所以想找你聊聊。你是日中交流的年青一代，做媒体工作，希望你能够挑起友好的重任。”
老先生这么一说，我突然有些心酸，就像孩子听父亲的临终嘱咐一样，使劲儿地点头。
在医院里，白西先生**次跟我聊起了他与中国的故事。
大学一年级时，白西先生认识了一位华侨同学，两人谈到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话题时，那位华侨同学说：“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是应得的报应。”这句话，让白西感到十分震惊，原来中国人是如此看待广岛事件的。他并没有因此感到愤怒，而是开始反思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罪恶性。1965年，他大学毕业后，开始从事国际问题评论。1967 年，认识了前首相石桥湛山。石桥先生邀请他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工作，石桥先生当时担任会长。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是中日两国未恢复邦交正常化之前，日本对中国展开民间交流的一个半官方的窗口。
1967 年 5 月，白西先生跟随石桥会长**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我进协会不久，刚好在天津有一个科学仪器展览会，日本也派了一个团前去参展，石桥会长叫我一起去，因为我学了一点儿中文。”白西先生回忆说。当时中日之间没有航线，代表团先从东京坐飞机到香港，在香港等候两天，拿到签证后进入深圳。“那时的深圳是一个贫穷的农村，什么都没有。从深圳坐汽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坐上火车，坐了五天的火车，才抵达天津。”
天津活动结束后，代表团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饭店。“第三天，突然通知我们去中南海，在一个有红柱子的房子里等候了一个多小时，突然进来一群人，为首的是毛主席。我们没有想到，毛主席会接见我们，当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火热的时刻，中国人对于毛主席的敬仰之情早已经感染了我们，所以当毛主席握了我的手后，真的是好几天都不肯洗手。”
毛主席的接见结束后，白西先生作为国际红卫兵，参加了“大串联”，他与同伴们一起走遍了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等革命圣地，实地了解毛主席和中国革命的历程，认识中国国情。这次“大串联”让他一直到晚年还能用中文唱红歌。
跟我聊完这个故事的第二天，他就进了手术室。手术很成功。我再去看他，他说想吃鳗鱼饭，但是医生不允许他吃。
白西先生出院后，刚好赶上圣诞节。我和几位中国友人一起请白西先生一聚，给他带去了一瓶绍兴酒。他喝了几杯，然后带我们去了一家中国人开的酒吧，戴上圣诞老人帽，唱了一首《我爱北京天安门》。
1970年，白西先生离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协助中日友好的大前辈冈崎嘉平太先生筹建日中协会。1975年，日中协会正式成立，白西先生出任干事，开始了日中友好的职业生涯，先后就任事务局局长、理事、常务理事、理事长。日中协会作为日本全国性的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主要担任政治外交方面的沟通工作，为推进中日友好与合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坚持30年带领日本友好人士到南京植树，培植樱花林，为当年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事件赎罪。 甚至带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到“南京大屠杀”事件纪念馆访问，以此教育更 多的日本人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017年5月，白西先生给我打电话说日中协会要举行演讲会，叫我讲一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采访2017年中国两会的情况。那天的演讲，他一直在边上躬着背站着。我实在不忍心他的辛苦，几次请他落座，他坚持了好久，才慢慢坐下。
演讲完后，他一定要叫我去喝一杯。许久没有看到他，发现他消瘦了许多。离开会场时，他手里推了一个小旅行箱，我说我帮他推，他说：“不行，这是我的拐杖。” 我下意识地掏出手机，给他拍了一张背影。
到餐馆上楼时，他需要紧紧地扶住楼梯的扶手才能一步一步地往上挪。我要去牵他的手，他坚决不让，坚持自己挪上二楼。
即使步履如此艰难，凡是中国人搞的活动，无论是画展还是演出，甚至是日语学习班，同乡会成立，只要邀请他，他一定会努力到场，并大声致辞。在日本的中国人，都喜欢叫他“お 爺さん（老爷子）”。
2017年10月7日，白西先生从东京坐新干线赶到大阪，参加大阪华侨社团组织的中秋明月节活动的剪彩仪式。夜晚，白西先生回到下榻的酒店，倒在浴室，第二天上午才被发现。他就这么走了。77 年的人生，就这么画上了句号。
我听到这一消息，拼命地拨打他的手机，希望有他的回音，但是手机语音一直提示：“对方已关机。”
白西先生的好友木村知义先生给我来电，我说：“过几天，我要去北京采访中共十九大，我会带上白西先生的照片，在人民大会堂为他留个影，*后去一趟他热爱的中国。”
我做到了！冥冥中，了却了白西先生的一个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