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集萃

《历史书写中的女性话语建构：中国妇女、性别史研究集萃》：　　一 才女“越界”与明清江南社会的声望竞赛　　（一）才女“越界”与家庭社会地位提升　　当时的江南社会，对于女子的要求普遍是强调德行。择妇以德，是封建社会家庭秩序再生产的内在要求。对女子德行的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社会的“父子”关系逻辑——长幼尊卑秩序再生产的需要，是家庭秩序稳定的需要。江南社会的家庭秩序生产是一种充满张力的空间生产。这种张力体现在江南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空间，其秩序运行是稳定的，其秩序要求是强调把人固定在土地和关系之中，处于低社会流动的状态。这就要求人际关系重视先赋性关系。所谓先赋性关系，即血缘、姻缘、地缘等先在于个体的关系而非个体后天交往获得的关系。先赋性关系强调关系中的义务性和强制性而非选择性，强调关系的等级性而非平等性。这种对关系先赋性和稳定性的强调，就使得家庭秩序生产首先是一套对上下尊卑的义务性、等级性关系的生产。所谓“女德”本身就是对这类关系和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内化。但是在江南社会内部，每一个具体家庭的秩序生产，同时又具有不确定性，对社会秩序的遵守和内化，并不能保障家庭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一定能够成功，因为江南社会中有一定的社会流动性存在。家庭在江南社会中所占据的社会位置从等级的角度来说是相对稳定的，士农工商四民社会是一个既定的等级社会，这是社会秩序稳定性的一面，但是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其社会地位又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发生变化的，这种可变性在明清就来自科举制这种社会流动机制。　　科举的录取率很低，使得即使已经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江南社会的精英——士绅群体的家庭，也无法保证自己的下一代能够继续通过科举考试。而只有子代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士”这个阶层中的一员，才能使自己的家庭在江南社会中长期处于较高的社会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每个家庭都必须尽一切努力提升下一代通过科考的概率。这是江南社会内的家庭竞赛。这种由家庭社会地位再生产的不确定性引发的竞争使得每个具体的家庭不仅要考虑家庭内社会秩序包括性别秩序的再生产，而且要考虑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再生产。　　然而清中叶以后，科举录取的比例逐年降低。在科举竞争激烈的江南社会中，随着科举通道的日益堵塞，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家庭来说，男性士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在不断下降。因此，要想保障家庭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地位再生产，男性之外的家庭成员——才女群体就为家庭的声望竞赛提供了新的资本：才女的才华转变成为家庭竞赛中新的文化资本，其与男性交往唱和所建构的人际网络也成为家庭声望竞赛中新的社会资本。　　才女与士人的“越界”交往可以帮助家庭成员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声望。这样的记载很多。“幼舆尝与渔洋诸公九日饮宋子昭小园，限蟹字韵，启姬代为诗，末云：‘予本淡荡人，读书不求解。《尔雅》读不熟，蟚蜞误为蟹。’一座大惊。”①才女的才气使得王士祯这样的诗坛领袖也为之叹服，自然增加了幼舆作为男性主人的声望。　　除了与男性士人诗文唱和以外，才女与男性士人“越界”交往的一个常见方式是通过拜师成为著名文人的女弟子。对于才女所属的家庭来说，意味着其家庭通过才女进入一个新的人际与文化网络中，从而有可能提升其在江南社会中的社会位置和声望，在江南社会的家庭竞赛中增加新的向上流动的机会。正是出于这个动机，很多士人家庭容忍甚至鼓励家中的才女加入女性和男性的才人网络中，例如随园女弟子群体。　　随园女弟子严蕊珠就凭借自身的才华而非传统的熟人介绍，让袁枚接纳了她。“吴江严蕊珠女子，年才十八，而聪明绝世，典环簪为束修，受业门下。余问：‘曾读仓山诗否？’曰：‘不读不来受业也。他人诗，或有句无篇，或有篇无句。惟先生能兼之。尤爱先生骈体文字。’因朗背《于忠肃庙碑》干余言。余问：‘此中典故颇多，汝能知所出处乎？’日：‘能知十之四五。’随即引据某书某史，历历如指掌。且日：‘人但知先生之四六用典，而不知先生之诗用典乎？先生之诗，专主性灵，故运化成语，驱使百家，人习而不察。譬如盐在水中，食者但知盐味，不见有盐也。然非读破万卷、且细心者，不能指其出处。’因又历指数联为证。余为骇然。”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