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

　　《海上交通与佛教传播/广州市大佛寺岭南佛教文化研究院普觉文化系列丛书2》：　　（一）交州与佛教经典的汉译因缘　　经由海道来华的译经僧人主要以中国都城为目的地，交州是作为人境港口或中继港口；而前往印度求法的汉僧，也可能选择到交州出海。据《高僧传·佛驮跋陀罗传》记载，东晋西凉州人释智严（350-427），西行到厨宾求法，积极礼请高僧佛驮跋陀罗（359-429）到东土弘化，得到跋陀罗的应允。经过三年的陆行跋涉，渡过葱岭，经历六国，抵达交址，才改由海路，*后从青州东莱郡（今山东莱州）上岸。佛驮跋陀罗在中国弘法与教导禅修多年，直到义熙十四年（418）才开始在建康道场寺翻译佛经，译出六十卷《华严经》《观佛三昧海经》等以及与法显合译《摩诃僧祗律》《大般涅槃经》。①他们走的这条路线较为特殊，是先经陆路由印度到交州，再坐船从今日的山东上岸。此事尚存疑点，书写早于《高僧传》的《出三藏记集》卷14（佛驮跋陀罗）本传说：“会沙门智严至西域，遂请俱东，于是杖锡跋涉，经历三年，路由雪山，备极艰阻，既而中路附舶，循海而行。”②又同书卷15（释智严传）说他“志欲广求经法，遂周流西域，进到厨宾，遇禅师佛驮跋陀，志欲传法中国，乃竭诚要请。跋陀嘉其恳至，遂共东行。于是踰涉雪山，寒苦峻绝，饮冰茹木，频于危殆，绵历数载，方达关中。”⑦说到他们翻越雪山，改走一条不同以往僧人经西域往中国的路线，到达有港口之处，乘船来到汉地。就地理位置来看，这个港口是交址的可能性非常高，慧皎也应不致无本而说。　　刘宋时来华的求那跋摩是厨宾王的旁支后代，年十五出家成为沙弥，受具足戒后，能诵经百余万言，又深明戒律。三十岁时，厨宾王逝世，没有后嗣继位，众人商议立他为王，跋摩于是远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后到南海阁婆国（今爪哇），广行教化，阁婆王为他建立精舍，敬事为师。宋文帝听闻他的高风，于元嘉元年（424）命令交州刺史奉旨去迎请跋摩，京城名僧慧严、慧观等人也附寄书信表达敬重之心，并修书给阁婆王以求顺利延请跋摩。阇婆王既然视他为师，经过一段长久时间仍不放行，然而，跋摩志愿游历中国，不肯留下，自行随着商人船舶来到广州。后于元嘉八年（431）抵达建邺，敕住祗园寺，开讲《法华经》与《十地经》。所译佛教典籍包括《菩萨善戒经》《四分律比丘尼羯磨》《优婆塞五戒相经》《杂阿毗昙心论》等。①宋文帝根据地理位置命令交州刺史派船迎请跋摩，可惜阁婆王不肯放他前来，后来跋摩搭乘商人海舶抵达广州，交州没有机缘迎请到这位印度高僧过境传经与弘教。　　来自厨宾的昙摩耶舍于东晋隆安年间（397-401）抵达广州，住白沙寺，有徒众85人。他长于“毗婆沙律”，也就是锡兰上座部所传的戒律。有清信女张普明向他咨受佛法，耶舍为她讲说佛陀出生因缘，并为她译出《差摩经》一卷。耶舍后于义熙年间（405-418）到长安，与天竺沙门昙摩掘多一起译出《舍利弗阿毗昙》。至刘宋元嘉年中（424-453）辞还西域，不知所终。有印度人竺婆勒，久在广州经商，于南康郡生下一子，后来此子跟随耶舍出家，法号为法度，通晓梵文与汉语，常为耶舍翻译。@《出三藏记集》卷5特为法度书写一篇（小乘迷学竺法度造异仪记），批评他说：“天竺科轨非其所谙，但性存矫异，欲以摄物，故执学小乘，云无十方佛，唯礼释迦而已；大乘经典，不听读诵。反抄着衣，以此为法；常用铜钵，无别应器。乃令诸尼作镇肩衣，似尼师坛，缝之为囊，恒着肩上，而不用坐，以表众异；每至出路，相捉而行。布萨悔过，但伏地相向，而不胡跪。法度善闲汉言，至授戒先作胡语，不令汉知。”宋故丹阳尹之女宣业寺尼法弘、交州刺史张牧之女弘光寺尼普明等，都信受他的教法。③其实，法度遵从其师耶舍所传锡兰上座部的声闻戒法，僧祐站在大乘立场批判他“小乘迷学”“造异仪”是有点言之太过。其中，张普明是交州刺史张牧的女儿，也曾向耶舍问法，耶舍还特别为她翻译了一卷《差摩经》，后来从耶舍弟子法度修学声闻佛教。④张牧于刘宋永光元年（465）任交州刺史⑤，死于泰始初年（466），交址人李长仁就杀害张牧从北方带来的部队，据交州叛变。⑥张牧之女很早就在广州向昙摩耶舍学法，后在广州出家依止法度修学，张牧可能由广州前往交州就任，以佛教为其家族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