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近代中国

　　《近代中国（第27辑）》：　　孙中山早年长期游学在海外，对于西方近代经济发展既有直接的观感，同时亦有学理上的接触。在辛亥革命之后，革命的重心出现转移，面对贫穷落后的中国，既无技术，又乏资金，因此孙中山借鉴国外先进国家经验以及国内发展实际考虑，更加鲜明地论证了民国政府举外债的必要性以及借债的原则、具体操作方式。为了获得西方对民国政权的支持，在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在对外宣言书中便指出：“革命以前，满政府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民国亦承认偿还之责，不变更其条件。”②面对民国发展道路选择，孙中山从宏观上认为需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家之故，不得不然者”。③　　自革命转移到建设之始，财政危机就让孙中山深刻体验到了资金困窘所带来的艰难。民国建立后，华资金融资本相较外国金融资本规模仍然十分弱小，本土的金融市场发育缓慢，因此政府财政缺乏必要的融资渠道。而为解决国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实业建设资金等困境，唯有主动地对外开放。辛亥革命前夕，孙中山在欧洲为国内革命奔走中便提出：“共和成立之后，当将中国内地全行开放，对于外人不加限制，任其到中国兴办实业。”在返回国内途中，在新加坡发表演讲时指出：“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1912年，在上海报界公会欢迎会上公开演说强调开放的价值在于：“开放门户政策利于保障主权。利用外资，可以得外资之益，故余主张开放门户，吸收外国资本，以筑铁路、开矿山。今人犹持昔日之闭关主义，实于时势不合。”①此后，孙中山在所规划的未来经济宏图的扛鼎之作《实业计划》中更是全方位描绘了发展实业以及如何解决资本等问题。归纳来看，其主要的途径便是主张全面利用外资来实现其富强中国的宏大实业计划。孙中山在起草《实业计划》之时，他主要期待的便是来自国外的资本及技术援助，而并不指望靠中国国内的资金来支撑如此庞大的建设计划。②　　在利用国内资金的同时，孙中山十分重视外债的利用。他认为，欧美各国无限制投资之事，盖一国之财力有限，合各国之财力则力量甚大。③1912年4月在南京同盟会的告别演讲中，孙中山系统阐述了他的外债思想。在比较各国经济历史经验看，主张利用外资是发展经济十分有效的手段。在演讲中讲道：“国家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赞成的……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④合理地利用借债来发展生产也显得必要。辞去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孙中山在上海中华实业联合会欢迎会演说：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论资本一层，外债非不可借，但合办则流弊甚大。仆之意*好行开放主义，将条约修正，将治外法权收回，中国有主权，则无论何国之债皆可借，即外人之投资亦所不禁。①举借外债的重要目的即在于兴办实业。他指出：“中国欲兴大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赞成。……至中国一言及外债，便畏之如毒，不知借外债以营不生产之事则有害，借外债以营生产之事则有利。”然而他的主张亦不时受到各种挑战。认为在民穷财尽的情况下发展实业，“款既筹不出”就需要借外债。②“惟现当民穷财竭之时，国家及人民皆无力筹此巨款，无已惟有募集外资之一法。”可见，举借外债是国内经济形势的需要。在借债能否兴利上，孙中山特别强调吸收晚清政府“借债筑路”的沉痛教训。他明确指出，“满清借债筑路，其弊在条约不善，并非外资不可借”，而我们“若能使借款之条约不碍主权，借款亦复何伤”？所以，发展实业还是应该借外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