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第二十九辑)

　　《近代中国（第二十九辑）》：　　（二）袁世凯中央集权重建与失败　　袁世凯是清末以来的政治、军事强人，军旅出身，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的政治经历，以六镇北洋新军为后盾的北洋集团实力，成为清末地方势力的代表人物，趁辛亥革命的历史机缘与在推翻清王朝过程中的贡献，被各种政治势力所认可，在非袁莫属的赞颂中荣登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宝座。然而袁世凯面临的政治形势是那么严峻，除了地方势力膨胀，中央权威危机外，还有外国侵略的虎视眈眈：沙俄怂恿外蒙古上层独立脱离中华，英国则支持西藏上层分裂国家，战争的创伤一片残迹，南京临时政府结束需要善后，清帝退位，清廷及满洲贵族需要安置……国家的统一，政局的稳定等现实，一一呈现在袁世凯及其政府的面前。无论从袁世凯的个人性格，袁世凯治理国家的行政能力，还是他领导的北洋集团的实力来看，所面临的现实，使他不可能安享革命党人给他的无上光荣的但没有实际权力的大总统虚位，不可能坐视中央权威危机而不顾，不可能任凭地方势力膨胀而容忍，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与措施，重塑中央权威。　　袁世凯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强人，应该说他还有着政治家的素质与头脑，我们看到，袁世凯认识到了中国国情、民意。他说：“夫以吾国领土之广，人民之众，国家之财政，人民之生计，复日趋于困穷，加以纪纲废堕，法制凌杂，行政之秩序既纷若乱丝，地方之情形尤危若累卵。积以上种种险象，几于不可终日。而溯厥由来，仍无非约法上行政权薄弱之所致……故虽易帝国为民国，然一般人民心理仍责望于政府者独重，而责望于议会者尚轻。使为国之元首而无权，即有权而不能完全无缺，则政权无由集中，群情因之涣散，恐为大乱所由生。此以历史证之，而知应含有特性者也。世界各共和国，其幅员皆不及我国之广大，盖地狭则治之也易，地广则治之也难，中国横亘东亚，方二万万里，而且五族各异，其性南北各异其宜，苟无一强有力之政府为之提絮全局，各自为政，不相统一，势必以内部之破裂妨及国际之和平。”①　　正是袁世凯认识到中国国情，从而开展了他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的一系列措施。就其要者我们试举几例。　　推行军民分治，分割都督的权力。各省都督握地方军政大权，是地方势力膨胀的结果与象征，也是加强中央集权，重塑中央权威的*大障碍，加强中央集权，必须削弱都督的权力，而削弱都督权力的**步，就是裁减因革命膨胀起来的军队。第二步将各省都督行政权分离，推行军民分治。第三步，将地方都督与民政长的权限制度化、法制化。第四步，撤都督，设将军与将军府，将军权集中中央，将地方军事首长之进退完全控制在大总统手中。　　武昌起义各省回应，无不大力扩军，其中武昌、南京、广州为重点，各拥有军队十数万之多。南北统一，北京政府成立，财政危机，根本养不起如此多的军队，裁军成为各界人士的共识。但如何裁军，却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陆军总长段祺瑞拿出一个可行方案，即按革命前各省原有的军饷、饷额为依据，依据军饷，保留一定规模的军队，超越者裁之。如果确实需要增加者，由各省都督上报中央，由财政部、陆军部、参谋部合议批准，才能超出革命前的军队规模。在中央政府的部署与政治精英的配合下，裁军取得一定的实效。如在南京留守黄兴的直接主持下，江、浙、皖、闽的军队缩编为5个军，裁撤军队已达七八万人。湖南革命后有军队5个师又2个旅，裁撤后仅留下1万余人。湖北新军原有一个镇一个混成协的规模，革命后迅速扩张为8个师。陆军部计划裁撤5个师，保留3个师。但限于裁撤之困难，不得不允许其保留5个师。②裁军措施既减轻了财政压力，又削弱了地方军政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