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那个时代的战争

《鲁迅与那个时代的战争》：
　　在鲁迅与胡适的不同价值选择中所延伸出的政治观点和文化隐喻也十分鲜明，从两人当时的作品中，也不难看出其在政见上的分歧：鲁迅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是知识界的重任；胡适想的却是，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助现政权的力量来推进社会的进步。
　　胡适在《我的自述》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胡适先后主持过很有影响的《每周评论》《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三个政论性的周刊，就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现实政治的高度关切。反观鲁迅，他走向民间，更多的是立足于当时中国劳苦大众的立场上来发声。他对于官场的冷视，并不亚于对世俗社会的憎恶。此后，好恶分明的鲁迅不再给胡适留面子，时不时地间接或直接公开批评胡适。随着矛盾公开化。两人的关系也日渐冷漠，乃至交恶。
　　从大的方面看，胡适曾主张“不谈政治”，后来他却公开出来大谈特谈政治，还爆出了一些令舆论哗然的政治事件，这些都可能引起鲁迅对他的不满和反感。而且还有一件事则很可能直接惹恼了鲁迅，这就是1924年以来发生在北京的女师大事件。
　　当时，围绕着女师大的学生风潮，在校内外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是以鲁迅为代表，坚决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无情揭露章士钊、杨荫榆的倒行逆施行为；一种是以陈西滢为代表．袒护章、杨的专制和蛮横，对学生的正当行为横加指责。由此引发了鲁迅和陈西滢长时间的论战。尽管胡适没有直接参与鲁迅和陈西滢的论争，但从他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可以看出，他对体现爱国热情的学生运动虽然也给予了肯定，但对此次“北京的学生运动一变为对付杨荫榆，又变而为对付章士钊”这样的结局是颇有异议的。而这在鲁迅看来，就是在为章士钊开脱，完全与陈西滢穿着一条裤子说话。所以在与陈西滢的论战中，鲁迅也曾多次不点名地讥讽胡适。
　　有趣的是，在1926年5月24日这一天，书生气十足的胡适忽然在天津给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同时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苦口婆心地劝他的好朋友们和解，结束这场由猜疑和误会引起的意气之争。但是，让胡适意料不到的是这封信收到的效果适得其反，鲁迅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种“和稀泥”的态度，从此就与胡适彻底决裂了。
　　鲁迅对胡适的某些政治言行给予了无情的讽刺，展现出疾恶如仇的态度，这是尽人皆知的。相比之下，胡适却对鲁迅表现出了大度和超然，他从来没和鲁迅直接交锋过，也没有进行过笔战，更没有表现出对鲁迅人格的不敬。
　　1929年9月4日，胡适给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十分感慨地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诚意的敬爱，种种疏隔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对鲁迅的大度和超然，恐怕就源于这种“敬爱”的“真情”。
　　不过，鲁迅骂胡适却不搞人身攻击，也对胡适不无肯定之处，一代大师的风范显露无余。胡适曾就论稿请教鲁迅，鲁迅对此评价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即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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