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野战军英雄谱-占地珍本记忆

　　《西北野战军英雄谱：战地珍本记忆》：　　显然，革命历史文献（红色文献）正以其稀缺性和文献价值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野战军革命文献更是革命历史文献中弥足珍贵的品种。从严格意义上说，野战军文献大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但正因为其“非正式”，反而更显珍稀。　　笔者发现的这批西北野战军珍本，在内容和形式上有其特点。　　从印刷手段上来说，全部采用油印方式。油印，就是将蜡纸覆于钢板上，用铁笔在上面刻字，然后再滚上油墨印刷。　　战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领导人就十分重视发挥油印技术在宣传出版中的作用。早在红军创建之初，宣传画中有些就是“直接画在蜡纸上油印的宣传画，如画火把描写革命的气焰和前途；还有揭破敌人欺骗宣传，向敌军士兵宣传的。画的篇幅很小，只有四分之一或半张蜡纸大。也没有套色”。　　1935年11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就是以油印的方式恢复出版党刊《斗争》和党报《红色中华》的。1939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区党委、省委，应用各种方式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区党委与省委力求设立铅字机），以出版地方报纸，翻印中央党报及书籍、小册子。在不能设立铅印时，即石印油印亦极重要。”　　在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毛主席做了题为《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的重要讲话，号召全党办报，说：“仅仅一个《解放报》，一个《群众报》是不够的，各地县各旅也要办报。一个油印机，请一个知识分子负责，定期也好，不定期也好，从编辑到发行，包括刻钢板，一个人差不多了。”战争年代往往是报、刊同源。各纵队、旅、团等单位政治宣传部门在编辑出版油印报纸的同时，也承担着政治教育类油印书刊的任务。例如《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1931年创刊于江西瑞金，抗战爆发后于1937年改名为《八路军军政杂志》。西北野战军有些刊物就是报社编印的，如战旗社编印的《特等功臣王培仁》专号。　　这些在战火中诞生的报刊，往往随着战争的结束、部队编制的调整而发生变化，有些停刊，有些改名。　　战争期间，西北野战军各级到底办有多少种报纸？此类历史资料难于查考。1948年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部编印的《宣传工作参考材料》则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梳理出当时20种报纸名称：《战士导报》《战士报》《战鼓报》《战线报》《野战报》《奋勇报》《战士先锋》《战士生活》《前线生活》《长城报》《战力报》《战火报》《战烽特刊》《战旗》《战士通讯》《工作通讯》《猛进报》《前进》《战烽报》《战卫报》。野战军政治部对各级办报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即时给予指导，指出存在的问题：（一）关于阶级观点问题与宣传中的“客观主义”偏向；（二）关于政策问题；（三）关于泄漏军事秘密问题；（四）关于形式主义与“客里空”现象问题；（五）关于编辑工作的态度问题。　　至于当时各种报纸的具体情况，更是难以查考。偶尔在一些前辈的回忆录、传记中可以发现些许片段史料，譬如《猛进报》的情况就在这些宝贵的回忆录中逐渐清晰起来。　　1946年新四旅徐立清政委评价说：“《猛进报》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它发扬了延安精神，坚持艰苦奋斗，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旅党委会上，他还要求“全面办报、大家写稿”的办报方针。徐立清抽调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团职干部的王心高同志担任宣传科长，选知识分子出身的夏犁任副科长，主管报纸工作。后来徐立清了解到谢曼秋同志有较高的文字水平，而且工作积极认真，就把谢曼秋调到《猛进报》当编辑，把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对美术有一定造诣的王秉国同志调到《猛进报》任美术编辑。《猛进报》办得很好，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　　《战卫报》是西北野战军二纵独四旅1946年创办的旅级小报，“当时是国民党军队来进攻，我们是自卫反击战，所以叫《战卫报》”。确立的办报方针是：“传达上级党委的方针政策，本旅党委、首长的指示精神；宣传我军光荣传统和军民关系方面的好人好事；介绍坚韧不拔的战斗作风以及战术、技术方面的好经验，后来加上了改造解放兵的经验；注意报道新鲜事物，表彰典型人物，批评不良倾向，传达胜利消息。”由于战斗频繁，该报非定期出版。直到部队打到帕米尔高原为止，负责该报编辑刻印的仅有四旅政治部宣传干事栗挺英等两个人。战争时期办报环境条件非常艰苦，“一到宿营地放下背包马上工作。在没有桌凳的情况下，设法编写、刻印。遇有重要的报道，从内容以至标题难定时，立即请首长来定。油印机一般用马驮，紧张情况和遇到路险时就用人背。壶梯山战斗中，负责油印的同志背机上山，不顾敌人炮火封锁，硬是匍匐前进通过，不使油印机受到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