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争论与诠释:理雅各牛津时代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经典域外传播研究书系

理雅各访问北京 １． １８７３ 年以前北京教区的情况 北京在当时作为清帝国的都城，对新教传教士们来说也是魂牵梦萦之地。在伦敦会１８６７ 年的年报中展示了雒魏林所绘的北京地图，并附有如下的描述：“北京城位于帝国北方，属于直隶省，始建于１２６７ 年。永乐皇帝在许多方面将其设计成一个高贵的城市。如地图所示，北京城可以说是由南北两部分组成。‘鞑靼城’（满城）在北部，是一个标准的正方形，每一边都是４ 英里长。汉城在南部，５英里长，２ 英里宽。……想要详尽描述这座城市中的伟大建筑所具有的不同寻常的美是不可能的。”① 在伦敦会的文献中也不遗余力地强调北京的重要性：“北京作为传教点非常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中国的大都市，有着庞大的人口，也因为这里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地方官每年至少要来一次，而上京赶考的生员每年大约有一万人……”② 随着条约的签订，新教传教士开始踏足这座名副其实的“禁城”（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Ｃｉｔｙ）。北京是天主教传教士的传统领地，而新教与天主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仰鸿沟。如教会史家赖德烈（Ｋｅｎｎｅｔｈ Ｓ． Ｌａｔｏｕｒｅｔｔｅ，１８８４—１９６８）所说：“对于新教徒来说，好像罗马天主教徒从未来过中国一样。新教徒们几乎总将自己看作福音的唯一代表……照他们的看法，罗马天主教*多被看作是基督宗教的一种腐败形势，改革派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与牺牲来逃离这个形势，重新恢复了纯正的基督宗；教……基督宗教这两个派别之间的鸿沟被语言与文化的差异更加深化了。”③一直以来，伦敦会对于在清帝国中心的传教活动有非同寻常的重视，而显然，这时传教工作的成功与否与英国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针对英国政府对传教工作的冷淡态度，伦敦会指出传教工作不但不会妨害外交工作，反而对其有利：“我们相信向北京本地居民介绍基督教，以及对劳苦大众的关心和善意，将会改善他们对外国人的看法。” 伦敦会在北京*早的传教点由医学传教士雒魏林建立，当时他租赁了英国公使馆旁边的一座两进四合院作为医院，这就是北京施医院*早的地址。② 雒魏林的医院渐渐步入正轨之后，病人也越来越多，艾约瑟遂在１８６３ 年离开天津来到北京加入了雒魏林。在此之前，雒魏林只负责医疗工作，布道则由中国讲道员负责。艾约瑟调到北京之后，就专门负责传教事务。根据艾约瑟的报告，北京的医院一直人满为患，但开办两年来病人当中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只有６ 人，其中一个是回民。然而艾约瑟对整体的传教前景表示非常乐观，在１８６４ 年写给伦敦会的报告中，他用“好运的开头”来形容北京教区的发展。③ 雒魏林在１８６４ 年结束在北京的工作准备返回英国，伦敦会派另一位医学传教士德贞④接替他管理北京的医院。 德贞在传教事业上颇有野心和行动力，在发现许多病人因为路途遥远无法来看病之后，他就决心要开设医院分部并且四处寻找合适的地方，但都失败了。⑤不仅如此，９ 月英国公使馆收回了租给伦敦会的房子，他们不得不把医院搬到哈德门大街的一座庙里，这时病人的数量已达到每天七八十人之多。⑥ 艾约瑟实际上是北京传教点的负责人，德贞则负责医院工作，两人合作无间。德贞认为艾约瑟工作极其勤奋，而艾约瑟也认为德贞的医疗工作对差会至关重要：“从一开始北京传教点就感受到了医院的优势。……奎宁在*近发生的洪水之后发挥出很好的作用。疫苗接种在城市和乡村都在稳步增加。”到１８６６ 年，北京传教区已有当地教徒９０ 人。艾约瑟并不满足于在满城（内城）传教，而是将传教点扩大到外城 和乡村地区。到１８６８ 年，伦敦会在北京周边地区已经有５ 个传教点，共有教徒（准教徒）８４ 人。① 尽管艾约瑟对传教工作一腔热忱，但情况是，不断有新人加入，也不断有教徒退出，很多人在受洗之后才被发现抽鸦片。② 在１９ 世纪６０ 年代，北京教区的另一重要事件，是《圣经》官话本的翻译。根据雒魏林在１８６４ 年初提供的一份名单，当时共有１０ 名新教传教士在京传教。③１８６４ 年，新教传教士在北京成立“《圣经》翻译委员会”，成员包括艾约瑟、包尔腾、施约瑟（ Ｓ． Ｉ． Ｊ． Ｓｃｈｅｒｅｓｃｈｅｗｓｋｙ，１８３１—１９０６）、白汉理（ Ｈｅｎｒｙ Ｂｌｏｄｇｅｔ，１８２５—１９０３）、丁韪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 Ｐ． 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２７—１９１６）④，目的是翻译《圣经》官话本。５ 名成员来自英、美不同的传道会，背景各不相同，但都有较高中文水平和长期在华传教经验。 在此前，英美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分裂为“上帝”“神”和“天主”三个阵营，始终也未能达成一致，但北京翻译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合作尚可称作和谐。⑤ 在委员会中，分属英国安立甘会和美国圣公会的包尔腾和施约瑟，坚持认为应该采取天主教的译名，把Ｇｏｄ 译为“天主”。艾约瑟作为唯一的伦敦